中国知识分子的知音 / 王功安

中国知识分子的知音 / 王功安
——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而作

1998年3月5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是久经考验的长期担任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丰功伟绩。周恩来长期直接领导我国知识分子工作,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卓越理论贡献和伟大实践,使他成为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他是一位最了解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最能广泛团结知识分子的卓越领导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高尚品德,身体力行,团结和帮助广大知识分子,深入细致地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同知识分子交朋友,深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爱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知音。我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敬仰周恩来总理。为了纪念这位伟人的百岁华诞,特作此文以表深切缅怀之情。

一、周恩来最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始终坚持这一科学论断。

1962年,我在高等院校工作,组织教师学习周恩来总理的《论知识分子问题》,并结合学习他以前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许多人都激动得流泪,一些老知识分子深情地说:昔日齐国的鲍叔牙同管仲交好,是管仲的知己,管仲感激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周恩来总理这样了解、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知音!我们要高声齐呼:“解放我们者共产党也,知我们者周恩来也!”

的确如此,周恩来最了解知识分子,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根据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是附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并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周恩来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属性的科学论断。这是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创性的重大贡献,是正确制定和执行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这一论断,不仅为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代表所一致赞同,而且被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所吸收。这是周恩来广泛接触知识分子,深知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知识分子队伍情况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周恩来不仅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今天,还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昨天。1956年1月,周恩来说:“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以后,他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所以,“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以上两个结论是有紧密联系的。“革命联盟内”、“人民队伍中啲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其绝大部分必然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论断,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知识界不仅很快兴起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还兴起了学习热潮。可惜,这一好的局面没有保持多久,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科学论断就在党内遭到怀疑进而被否定。经过反右派扩大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中,从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沉重地压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但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和后来的艰难处境中,周恩来始终坚持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和科学论断。

1961夏天,他坚决重申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1962年2月,当聂荣臻向他请示解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问题时,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同年3月2日,周恩来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发表讲话,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他说:“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他1956年提岀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周恩来因工作忙,未等这次会议结束就返京了,他把还要说的话留给了陈毅。接着,陈毅在他的讲话中,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恩来的讲话及所提出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不仅在会议上反映强烈,使代表们深受感动,热泪涌流,心悦诚服,还传遍了全国,获得了广泛的赞扬,换来了几百万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炽热之心。

3月28日,周总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报告时特别强调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他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坚持真理的态度,勇敢地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思想,重申了他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主张。

二、周恩来最重视知识分子,一贯认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强调要最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重视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致呼声和最大心愿。周恩来能经常亲自倾听这种呼声,并且最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愿。

早在1950年6月,他就讲:“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

1951年8月,他在政务院的政务会议上说: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就更不够。几天后,他又强调说: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

从1952年秋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领导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感到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但是,这时在党内却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有人把其表现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周恩来提出要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决定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进行筹备。

经过近两个月的进一步调査研究和精心筹备,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列举准确的事实,对知识分子作出科学估计的基础上,论述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之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还提出了两个“因素”的论点:一是“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二是“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岀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

“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保证他们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于业务,帮助解决图书资料、设备和助手,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和发明创造、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以上三项措施,周恩来特别重视和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在周恩来看来,“有位才有所为,有职才能展其长”,妥善地使用和安排知识分子,就能给他们提供用武之地,显其能,展其长,使他们“报国有门”。他要求“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消除让知识分子“用非所学”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纠正“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周总理除了充分地动员、安排使用国内现有的知识分子外,还十分重视争取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经过努力争取,这个时期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二三百位科学家,从其他国家回来的就有四五百位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王检昌、汪德昭等一大批身居国外的著名科学家,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国外的优越条件,排除重軍阻力,奔向祖国怀抱,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们的回国,周恩来是费了不少心血的。

例如钱学森。1950年7月,他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但正要出发的时候被美拘留,后来虽被保释,但处处受到美国的迫害和监视,一直滞留了五年。到1954年4月,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印支国际会议前,嘱咐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务必向美方代表提岀钱学森回国问题,但接触了十多次后,美方代表约一翰逊仍以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发布的文件为借口,拒不同意。就在周恩来非常着急的时候,钱学森带回一封信,请求祖国帮他回国,并说那个文件美国在1955年4月已经取消,但有关当局仍然扣着不放他走。周恩来看信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方代表的谎言。”他立即叫外交部把钱学森的信转交给王炳南。不久,又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王炳南根据周总理指示同美交涉,最后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周恩来对钱学森的归来十分高兴。他说:中美大使会谈至今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钱学森回国后,周恩来委以重任,决定让他筹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由钱任院长。周恩来交待聂荣臻:要好好待他,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于是国家一直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1957年,我拟派谈判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商谈有关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但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有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他们的火箭、原子弹设备。于是周恩来决定破格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当时,周恩来念了龚自珍写的一篇文章,还诙谐地说:美国人还是满有度量,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考察德国V-2火箭时,美授予钱上校军衔),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

三、周恩来是团结知识分子的模范,他不仅一再强调同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接触”的重要意义,还身体力行,广交知识分子朋友,形成了结交朋友的传统和风格。

周恩来认为,“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因此,他一再要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多同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接触”,“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同他们交朋友。周恩来身体力行,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花费了很大精力做结交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不仅自己努力团结、吸收知识分子,同知识分子结交朋友,还总结自己长期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要求每个党员都交朋友。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更加广泛地团结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同他们交朋友,还一再要求全党都来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

周恩来把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作为完成党的任务,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一生,乐此不疲。其间,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融合了他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非凡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形成了一套结交朋友的优良传统和风格,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广交朋友,深交诤友。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共同奋斗。因此,他在行动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广泛地团结一切“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交朋友。长期以来,他结交的知识分子朋友,不仅有进步的、中间的,还有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不仅有文化、教育、科技、医卫方面的,还有政界、军界中的;不仅有白发苍苍的长者和年富力强的中年,还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不仅在各界人士中广交,还在国民党中,甚至蒋介石身边寻找知识分子朋友。例如蒋介石的亲信中有“文武二胆”,周恩来除了和“武胆”陈诚是老朋友外,还特别和“文胆”陈布雷结交。为了同陈建立友谊,周恩来曾帮助陈找到“失踪”爱女的下落(陈的女儿为我党地下党员,皖南事变后下乡隐蔽),并动员她从西南联大转学回重庆念书,留在陈的身边。周恩来还带口信给陈布雷,表示钦佩陈的道德文章,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国四万万同胞服务。陈布雷深受感动和震动。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陈布雷在抗战中不仅写了一些宣传抗战的好文章,还在1941年与周恩来等共同联名作为郭沫若祝寿的发起人。

周恩来不忘老朋友,又不断地结交新朋友。他坚持在广交的基础上深交,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深交了一大批同甘共苦、推心置腹的诤友。

例如郭沫若,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州就认识了他。抗战爆发后,两人关系密切起来,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携手合作为坚持团结抗战而努力。由于郭沫若在文化事业上有杰出成就和崇高威望,周恩来就极力支持在文化界树立起郭沫若这面进步的旗帜。党在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方针,常常是通过郭沫若来体现和贯彻的。建国后,两人又携手合作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十分关心郭沫若的工作和生活。五、六十年代,经常让郭沫若带领和平代表团出国参加争取世界和平的会议。每次出国前,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商谈、布置;回国又及时看望、听取汇报。1955年,一次郭沫若从香港乘机飞日本,因飞机发生故障不得不返回香港,另次再到日本。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着急,当时中日尚未建交,于是通过苏联使馆打电报,嘱郭沫若不要坐飞机回来,并请苏联专门派了一条船接郭回国。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创作也十分关心,多次写信问他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在重庆时,郭常把自己写的文章、剧本、诗歌给周恩来看,并读给周恩来听,然后两人字斟句酌,共同推敲。有时郭遇到一时表达不岀的意思,周恩来文思敏捷,一语提醒,两人就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郭沫若去世后,在他的遗物中,有周恩来给他的信件三四十封,反映了他们的长期交往和深厚友谊。

周恩来深交的朋友,还有沈钧儒、陶行知、李四光、钱学森、马寅初、老舍、曹禺、程砚秋、赵丹、林巧稚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这些人,通过周恩来的深交,不仅成了周恩来的诤友,还成了共产党的密友,有的还成了共产党员。

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周恩来一生与知识分子相交坚持一个“诚”字,以诚相待,肝胆相照。他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守则》第二条就是“谦诚的态度”。他主张,对朋友要“采取坦白的态度”,凡事“都要真诚地讲给他们听”。同时,也要倾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诤友”。1949年,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他专门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认真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以后每遇国家大事,包括他每年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采取不同形式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他从善如流。朋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对的”,他都非常重视采纳。1971年,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后,周恩来及时找党外朋友开紧急座谈会,将这件事真诚地讲给他们听。

同时,周恩来对朋友有意见就直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例如,1941年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国民党通过某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有几位朋友一时不审,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和董必武及时约请这几位朋友交换意见,说明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日。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是有不得已之处,不能因此损坏中苏关系。几位朋友都受到了启发,以后在工作中,就特别注意大局,注意与中共配合。又如196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讲到新的迷信束缚作家思想的现象时,就以剧作家曹禺为例提意见。他说:曹禺写《胆剑篇》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反而有了束缚。还深情地说:“因为他是党员,又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周恩来的话虽重,但肝胆相照,在座的人无不为他朋友式的谈话而感动。

尊重信任,礼貌待人。周恩来认为,团结知识分子,要以信任为基础: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一贯信任重用知识分子。这里仅以李四光为例:

新中国成立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旅居国外。党中央和周恩来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身在国外的李四光,1949年9月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看到党这样信任,新中国这样召唤,李四光毅然拒绝随蒋迁台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决定返回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周恩来指示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一直等了好几个月。李四光回国后,听说周总理早就等他回来开会,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李四光一回国,周恩来就登门拜访,充满信任地说;“我们的建设正在开始,……地质工作要先行。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到台湾去了,我们是不信的。我说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什么困难耽搁了。你看我说得不错吧!”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番话,看到周总理这样信任自己,感动极了。

周恩来不仅信任李四光的业务水平、科学研究能力,还充分信任他的政治态度和品德,积极培养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关怀、信任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为了报答党的关怀和周恩来的信任,李四光把自己的晚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

周恩来还非常尊重知识分子。他受到知识分子的极大尊重,首先是因为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反复说:“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他与知识分子交往,总是尊重别人,以礼相待。例如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曾亲自倡导并组织了对郭沫若、沈钧儒、茅盾、老舍、梁希的祝寿活动。有一天,周恩来约“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社吃午饭,大家以为有什么事要商量。去后一看到摆放着酒和寿桃,感到谅讶。周恩来走来高兴地说:“今天是梁老(梁希)的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一句话说得大家差点流出泪来,待别是梁老激动得半晌没说出话来。梁希是自然科学座谈会里年纪最大的,大家知道他六十岁左右,却不知道哪天是他的寿辰。周恩来日夜为革命事业奔忙,却记得这个日子,并为他祝寿,谁能不为之动情呢?这祝寿活动,固然是根据当时形势需要所采取的一种统战方式,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成就的充分肯定和崇高评价,也充分表达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

还有件动人的事。1957年春,周恩来和贺龙陪外宾到杭州,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曾去看望了他。在外事工作完毕后的一天下午,春雨濛濛,周恩来打着一把雨伞,步行到盖叫天家中回访,盖叫天含着激动的眼泪接过他的雨伞,迎他进屋。周恩来在谈话中,关心盖叫天的工作与健康,称赞他的勤学苦练精神,使盖叫天感激不已。

从不以领导自居,平等待人。周恩来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尊重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当然是起领导作用。但是他从不以领导自居,而是平等待人。他强调说:“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周恩来始终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的一员,和知识分子处在同等地位说话。他不论是那一次作报告,都不是一般地向别人说教,而是启发诱导,还经常联系自己讲。1951年,他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讲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以自己作实例说: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还讲自己在工作中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头,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他的讲话没有那种以“改造者”自居、盛气凌人的架式,而是平等待人,促膝谈心。他的讲话,使人听来亲切,深受感动,心悦诚服。

周恩来重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但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而是以同志和朋友的身份与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60年代初,文艺界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周恩来同赵丹就《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与电影哪个好的问题进行了争论。赵丹说“还是小说好”。周恩来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两个人平等争鸣,各抒己见。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周恩来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哈哈大笑,赵丹也跟着笑了。

在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周恩来和蔼亲切,平易近人。1963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作家周瘦鹃一家正忙着准备过年,突然周恩来光临了,周瘦鹃全家高兴极了,连他最小的女儿全全和孩子们都乐得跳了起来。周恩来亲切地说:“周瘦老,我在上海开会,特来苏州看望你。”周瘦鹃感激万分地说:“您老人家在百忙中还来看望我们,感谢您的关怀。”周恩来在周瘦鹃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赏了庭园里陈放着的盆景后,亲切地抱起了全全,逗着她,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况,感动得老泪盈眶。他望着周恩来说:“总理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全全送给您了吧!”周恩来听后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说:“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小孩,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感人至深的话,体现了周恩来的广阔胸怀和崇髙品德。

积极引导,以理服人。周恩来在和知识分子的交往中,总是主张摆事实,讲道理,积极引导,耐心地帮助朋友进步,反对简单粗暴,伤害朋友。他说,“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是引导,决不是强迫,同时靠“领导者起模范作用”;做群众工作应该这样,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更应该这样。周恩来一贯都是这样做知识分子工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很注意同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建立联系,经常和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黄炎培等一些人接触,你来我往,就各种问题交流情况和看法。很多人都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了教益,陶行知常对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时力无穷。”

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重庆发动各方面力量(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连续10个月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与他们谈团结抗战,谈历史、哲学、经济和戏剧等。他把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来访朋友自身的专业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自然增强了朋友们对我党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战时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谢伟思这样描述当年与周恩来的交往,他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从外国朋友的这一描述里可以看到,周恩来不仅是坚持“以理服人”,还善于“以理服人”。周恩来的这种思想作风是深得人心的。

解放后,周恩来仍然用很大精力引导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断进步,在工作上不断作岀新贡献。他不论是同知识分子个别联系,还是召开会议,都是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回忆,北京刚解放时,他在北京饭店听过周恩来的一次报告。他说周恩来手中不拿片纸,而所列举的各种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白,语言亲切而中肯,侃侃而谈,三四个钟头,始终紧紧地吸引住全场听众。钱三强感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锋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折服”。

周恩来用这种积极引导、以理服人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使许多知识分子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使许多新老朋友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为革命和建设做岀了重要贡献。

甘苦同尝,患难与共。周恩来与许多知识分子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友谊。当朋友发生危难的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以切实有效的帮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香港,大量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陷入敌占区,周恩来连续电令香港及有关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指示他们首先把知名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援救出险。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使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著名人士及其家属安全脱险。

“皖南事变”后,鉴于时局恶化,周恩来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说服文化界朋友离渝,并为他们筹备路费,安排去处。经中共南方局文委疏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有百余人,保护了茅盾、邹韬奋、沙千里、沈志远、张铁生等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1946年7月,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质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此外,周恩来还做了许多关心朋友疾苦、为朋友排难解危的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积极奔走,多方营救。马寅初获释后,一般报刊都不敢登他的文章,学校也不敢聘他教书,造成马寅初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新华日报》登他的文章,并给以极高的稿费。1941年,著名戏剧家洪深,在重庆因看到政治黑暗,生活困难,对前途悲观,举家服毒自杀,被人发现,经抢救脱险。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探访慰问,并资助其生活和医疗费用,让洪深一家到桂林治疗休养。周恩来的这种患难之中见真情,解朋友之危、救友人之难的事例比比皆是,使广大知识分子永志不忘。

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体贴是有口皆碑的。周恩来介绍程砚秋入党的事,曾经传为佳话。解放后,周恩来一直注意与程砚秋接近,多次与程促膝谈心,耐心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周恩来和程谈到他的入党问题时,程把心里话都告诉周恩来,并说没有介绍人。周恩来虽然已经30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但现在愿意亲自做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知道程砚秋特别崇敬贺老总,就又同贺龙商量,两人做他的介绍人。一次,周恩来约请了程砚秋夫妇、贺龙夫妇到家里聚会。吃饭后,周恩来、贺龙同程砚秋作了一次长谈,帮助他进步。在周恩来、贺龙的帮助下,程砚秋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髙,党组织准备接受程砚秋入党。作为介绍入之一的周恩来严肃认真地在程入党志愿书上填写了自己的意见和希望,而后又将这些意见和希望亲笔抄送给程砚秋,帮助他认识自己,入党后继续求得进步。1958年,程砚秋不幸去世,程夫人十分悲伤。1960年,地方戏的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红线女、陈伯华、袁雪芬等齐集北京参加一次会议。周恩来与邓大姐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请她们和程夫人一起来家里聚会一次,陪程夫人散散心。周恩来除了热情招待她们外,还充分肯定了程砚秋的一生,并亲切地安慰了程夫人,使程夫人和演员们深感温暖。

周恩来和著名画家齐白石有着崇高而深厚的友谊。1955年,齐白石的弟子钟灵为了使老人有个安静的环境作画,把老人迁到了一个新居。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去看齐白石时知道了此事,当即找钟灵批评说:“你也不想一想,老人有儿有女,他也需要享受天伦之乐嘛!”接着,周恩来亲自搀扶老人上车,并对钟灵说:“我把老人送回家,你把老人的东西收拾好随后送去。”这样,齐白石就回原住处“享受天伦之乐”了。

周恩来关心于右任的事也是十分动人的。1949年,于右任遭蒋介石胁迫去台湾,其夫人高仲林却留在西安。1961年3月,章士钊从香港回到北京,写信告诉周恩来,说于右任最近有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周恩来就同屈武(于右任的女婿)商量为于夫人祝寿。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于夫人生日那一天,除屈武全家去祝寿外,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朋故旧都参加了祝寿,陕西省委统战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祝寿活动轻松欢快,于夫人兴高采烈。过后,屈武把此事写信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看到信和照片高兴到了极点,他要屈武向周恩来表达诚挚的谢意。这件事增加了于右任思念大陆之情,于右任逝世前写诗说:“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密切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安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尽心竭力地保护了一切他能保护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曾说:“周总理一生中,团结、保护党外人士的丰功伟绩如昭日月,……他团结、成全和挽救了难以数计的好同志。”从“文革”中周恩来保护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如此。周恩来怀着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爱护和对朋友的深厚情谊,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搏斗。

“文革”开始前,江青一伙阴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人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并商定对周恩来“保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人民日报》受到压力,被迫于11月30日转载。转载时,加了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编者按。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按学术问题,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进行讨论。同时,周恩来已感到来势不对,就关照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一保护措施,由于形势迅速发展未能实行。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8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开会,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进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有区别,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保护科学家、技术人员;等等。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打、砸、抢、揪、斗、抓的妖风席卷全国。周恩来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着手进行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工作。

8月29日夜,北大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老知识分子章士钊的住宅。次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主席,请求他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主席见信后立即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接到章士钊的信和毛主席的指示后,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三条保护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二、派警卫部队的两名同志立即赶到章士钊家,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医院,加以保护。

在采取措施保护章士钊的同时,周恩来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刻不容缓地需要保护。他于是立即亲笔开列了一策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包括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这份名单虽然不到一百个字,但列入保护的却有几百位党内外领导人,其中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基本上都是大知识分子。名单开出后,周恩来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决定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宋庆龄,周恩来把她列在保护名单的第一位。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乱,宋庆龄在北京、上海的住宅都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周恩来恳切地劝慰她住到北京来。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周恩来除了亲自向红卫兵讲宋庆龄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说服工作外,还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保护工作,并决定由公安部、公安局、派岀所三方面协同警卫。

对郭沫若,周恩来把他列入保护名单的第二位,要人将他护送到外地保护起来,至形势有所好转才将他接回北京。到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周恩来又指示:“为了安全起见,二十四小时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

对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同志和朋友,周恩来一方面给解放军301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同时派可靠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并秘密护送至医院,由部队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离家的,如邵力子、沙千里等人,周恩来则变换方式进行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戴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以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与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大力配合。

对大批科学技术专家,周恩来也特别重视对他们的保护。由于社会越来越动荡和混乱,周恩来对七机部的军管领导人杨国宇说: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杨国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也开列了一张需要保护的专家名单,开始是几十个人,后来扩大到几百人,呈报周恩来0他很快就批准了。周恩来还指示:“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文革”初期,一些红卫兵把钱三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周恩来知道后,十分明确地说“钱三强没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服他们不要批判钱三强。1972年夏,钱三强在陕西合阳干校患病时,周恩来得知后及时指示,让钱三强“回到北京进行治疗”。

当周恩来得知华罗庚受冲击时,立即指示有关负责人采取四项保护措施:一、“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二、“应追査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三、“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査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住北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对文化界人士,由于受的冲击大,周恩来保护他们费的心血也特别多。针对江青一伙攻击文化战线十七年来是“黑线统治”,主张打倒一切,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工艺美术界群众组织时讲:解放后,工艺美术战线,在显示新中国的新气象方面,在为国内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不能把任何事业都看成是一条黑线统治着。这就批驳了江青一伙的谬论,对广大文化界人士起了保护作用。

对著名文化人士夏衍的保护,周恩来同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文革”前夏衍就已经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啲“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被康生等不点名地批判。有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连说:“不敢,不敢。”后来,夏衍被调岀文化部“闭门思过”。1966年初,周恩来为了保护夏衍,安排他出来参加接见外宾。第二天,各报都登了接见时的照片。江青看到后忿忿地说:“真不象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为了避免招来江青、康生等人的更多忌恨,周恩来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如身体许可,可到下边去看看,但是“南方不要去”。1966年12月,夏衍被江青、康生一伙秘密逮捕后,受到严刑拷打,腿被打断。后来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关到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多。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要释放夏衍,都因江青、康生阻挠而未果,直到1975年冬,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岀,夏衍才被假释回家。

另外,对一些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进“牛棚”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指示:“他们的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以保证他们的生活。”这在当时也是一项深得人心的至关重要的保护措施。因为它保护了千千万万个“臭老九”,使他们不致生活无着,家破人亡。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知识分子的事例,举不胜举。其动人事迹,可谓感天地,泣鬼神。正是由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专家的保护,尽管“文革”中社会大乱,但是我国的科技界仍然捷报频传,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周恩来保护的不仅是一大批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保护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正是由于周恩来苦心地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才使这些共产党的老朋友、“国家最宝贵的财产”,虽然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仍然理解和谅解我们党的过失,同共产党和衷共济、肝胆相照、初衷不变。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快22年了,他的光辉业绩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人们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丰碑。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深深依恋着他,永远怀念着他。正如我国当代诗词大师赵朴初讲的:“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于总理的怀念是终身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下,我们党坚决克服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认真落实了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正确政策,迎来了知识分子的又一个春天。我们要认真学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他做知识分子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风格,团结广大知识分子,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周恩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音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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