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伯父伯母相聚的日子里 / 周保庄

在和伯父伯母相聚的日子里 / 周保庄

解放前,我常听父亲谈起我的七伯、七妈,他们在共产党内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解放后我才知道,七伯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七妈邓颖超是全国妇联主席。当时我只有19岁,认为他们是国家领导人,工作那么忙,这么多年了,是不记得我这个侄女的,因而从未写信与他们联系。

1956年,我的三哥周保常去拜访了七伯、七妈。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政治学习、工作、家庭无所不谈。在谈到家庭时,七伯、七妈对我们兄妹情况非常熟悉,也非常关心。一次,七伯问道:“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让她给我写信。”接到三哥信后,我仍未及时给七伯、七妈写信,因为思想上仍有顾虑。后来,四哥保章去看伯父、伯母时,他们又谈到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我经过再三考虑,终于鼓起勇气,提笔于1957年4月给伯父、伯母写了第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及学习情况。没想到一星期后就接到七妈给我的回信,信中亲切地谈到:“虽然多年未见面,未通信,但我对你印象是很深的,我一直在记挂着你,自己在奋斗成长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学习……”接到七妈这封来信时,我非常激动,真没想到老人家这么快给我回信,她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我没有辜负七伯、七妈对我的期望,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

1962年,七妈来信,叫我和丈夫张中平去北京过春节,因我当时正怀孕,行动不便,未能成行。1963年我和中平决定,回河北乐亭老家返回时,去北京看望25年未见面的伯父、伯母。事先我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伯父、伯母。七妈很快来信,欢迎我们去北京,并在信中详细告诉我们从火车站乘13路汽车在沙滩下车到中南海西北门。

这次与伯父、伯母幸福的会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使我终身难忘。

我1938年3岁时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常见到伯父、伯母。岁月匆匆,一晃25年过去了。1963年5月,我与丈夫张中平从乐亭接女儿张茹回芜湖,经过北京时,根据七妈信上所提供的地址去中南海看望久别的二位老人。走进西花厅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心想马上就要见到七伯、七妈了,我该说些什么好呢?我一边走着一边不断思量着,不知不觉到西花厅的庭院中。只见迎面走出二位老人,一位是七妈,一位七妈的秘书张元同志。我急忙大步奔上前去,这时只听见七妈亲切地笑着说:“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看你是像爸爸呢,还是像妈妈。”我被这亲切的笑语怔住了。紧接着七妈说:“唔,还是像爸爸。”我这颗忐忑不安的心一下放下来,顿时感到七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慈祥可敬。我拉着女儿的手让她叫人,可是叫什么呢?我一时不知应按什么习惯来称七妈。七妈立即明白了,接过来说:“叫姥姥。”我忙让小茹快叫姥姥。

七妈将我们迎进屋里。女儿小茹刚从农村出来,非常“认生”,进了屋不肯坐,吵着:“我不到你家来,我不到你家来。”大妈说:“什么不到你家来,这是姥姥家。”忙拿出水果哄他,并剥了一只香蕉给小茹。小茹吃完香蕉把皮丢在果皮篓中,七妈表扬了她:“小茹真乖,不乱丢香蕉皮。”经过七妈这么一说,小茹睁大眼睛笑着看姥姥。七妈说,我还有事不能陪你们,你们休息一会儿再吃饭,七伯他很忙不能回来吃饭。

吃饭时七妈回来了,看了一下菜忙说:“保庄喜欢吃鸡蛋,再加一个炒鸡蛋。”我们说:“不要加菜了。”七妈说:“加!加!你们难得来,一定要加。”结果鸡蛋被我们吃完了,鱼剩下来了。第二天我们与七伯、七妈同桌吃饭时,发现我们昨天吃剩的鱼又端上桌来吃。这使我万分感慨——总理竟吃我们剩下的鱼!总理的生活是如此的节俭。

七妈说:“今天我们请你们吃饭是按南方人的风俗,明天我们吃饺子,因为中平是北方人。”七妈不断为我们夹菜,并指着一盘炒毛豆说:“你伯伯最喜欢吃肉丝炒毛豆。”当伯伯吃光第一碗饭时,我赶快站起来为伯父添饭,这是晚辈应有的礼节。只见伯父微笑着说:“自己吃饭还要别人盛,这是哪家的规矩!”说着自己站起来去添饭,并将桌上散落的饭粒捡起来放入嘴里吃了。

一位国家总理如此珍惜粮食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

第三天与伯父、伯母就餐时,我们吃了饺子。吃饺子时七妈说:“今晚有一场扬剧,但剧院规定不让带孩子去,小茹认生又不肯跟别人,你们中间只能去一个,谁留下来看孩子?”七妈话刚说完,中平立即表示:我在家照顾孩子。七妈说:“不错,是个能体贴妻子的好丈夫。”在剧院,七妈为我介绍了坐在我身旁的彭真同志。在看剧的过程中,我发现七伯对扬剧特别感兴趣,不时小声与七妈交谈着。剧演到一半时,七妈对我说:“我要先回去了,你与伯伯继续看。”我以为七妈身体不好提前先走,事后才得知七妈怕冷落了中平,赶回去陪中平和小茹在家看电视。

在与伯父、母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两位老人非常喜欢孩子。七伯见小茹很乖,就把她抱到长沙发上与她一起玩洋娃娃,不时传来爷孙俩的嬉笑声,伯父似乎突然变得那么年轻。他一条腿屈在地上,一条腿蹲着,专心地与小茹玩着洋娃娃,他们是那样的高兴。正玩得起劲时,突然洋娃娃的头掉下来了,小茹愣住了,接着不高兴了,小嘴咕哝着,小手拍打着,抱怨道:“姥爷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下来了。”我和七妈忙走过去,只见伯父正在向4岁的小茹“赔礼”:“姥爷不好,姥爷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下来了,姥爷马上给你修行吗?”

一天晚饭后,七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在中南海散步。远远看到人民大会堂,七伯讲中央决定搞十大建筑,这是很需要的,人民大会堂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并简单地介绍了建筑的特点(第二天就安排人带我们去参观)。一会儿,有人来找七伯,我们就回家了。七妈见到我们说:“你们是受到了‘特殊待遇’,七伯还从来没有陪过哪位亲戚在中南海散过步。”

这次本来安排我们住7天,我们考虑七伯、七妈他们那么忙,加之我身体不好,第四天就告辞了。临别时,七妈讲:“有机会欢迎你们再来。你们可常来信谈谈基层情况,但我不能每次都回信。保庄也是搞妇女工作的(我当时是兼职女工委员),我就每月给你寄一份《中国妇女》吧。”就这样,这本杂志一直给我寄了几年。在这期间我实在过意不去,曾几次去信让七妈别再寄了,但七妈坚持要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寄。

七伯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北京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是:“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第二天早晨从广播中得知七伯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痛,多么想到北京去见见七伯最后一面啊!但七妈电报中已明确告知千万不要去,怎么能去呢?伯父、伯母一向对我们要求很严。我和孩子们只有在家对着伯父的照片哀悼,并发出一份唁电。当时中平岀差在山海关,听到消息后,打电话征求我意见是否去北京,我告知了伯母的来电内容。中平在北京换车时看到人们都戴着黑纱,难以克制想见伯伯最后一面的愿望,但一想到七妈的指示,带着悲痛的心情回了南京。

1983年中平出差到北京,又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她老人家精神很好,谈到她从欧洲回来后得了一次重感冒,又摔了一交,腿伤了,现在走路还不方便。七妈说:“伯伯去世时,不叫你们来北京,主要是怕你们受牵连。”由此可见“四人帮”对总理的迫害到了何种地步。

伯父、伯母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生前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将永远铭刻在心!他们那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原载1997年8月5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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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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