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伯父伯母相聚的日子里 / 周保庄

在和伯父伯母相聚的日子里 / 周保庄

解放前，我常听父亲谈起我的七伯、七妈，他们在共产党内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解放后我才知道，七伯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七妈邓颖超是全国妇联主席。当时我只有19岁，认为他们是国家领导人，工作那么忙，这么多年了，是不记得我这个侄女的，因而从未写信与他们联系。

1956年，我的三哥周保常去拜访了七伯、七妈。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政治学习、工作、家庭无所不谈。在谈到家庭时，七伯、七妈对我们兄妹情况非常熟悉，也非常关心。一次，七伯问道：“保庄怎么不给我写信?让她给我写信。”接到三哥信后，我仍未及时给七伯、七妈写信，因为思想上仍有顾虑。后来，四哥保章去看伯父、伯母时，他们又谈到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我经过再三考虑，终于鼓起勇气，提笔于1957年4月给伯父、伯母写了第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及学习情况。没想到一星期后就接到七妈给我的回信，信中亲切地谈到：“虽然多年未见面，未通信，但我对你印象是很深的，我一直在记挂着你，自己在奋斗成长的侄女，希望你好好学习……”接到七妈这封来信时，我非常激动，真没想到老人家这么快给我回信，她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我没有辜负七伯、七妈对我的期望，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

1962年，七妈来信，叫我和丈夫张中平去北京过春节，因我当时正怀孕，行动不便，未能成行。1963年我和中平决定，回河北乐亭老家返回时，去北京看望25年未见面的伯父、伯母。事先我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伯父、伯母。七妈很快来信，欢迎我们去北京，并在信中详细告诉我们从火车站乘13路汽车在沙滩下车到中南海西北门。

这次与伯父、伯母幸福的会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使我终身难忘。

我1938年3岁时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常见到伯父、伯母。岁月匆匆，一晃25年过去了。1963年5月，我与丈夫张中平从乐亭接女儿张茹回芜湖，经过北京时，根据七妈信上所提供的地址去中南海看望久别的二位老人。走进西花厅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心想马上就要见到七伯、七妈了，我该说些什么好呢?我一边走着一边不断思量着，不知不觉到西花厅的庭院中。只见迎面走出二位老人，一位是七妈，一位七妈的秘书张元同志。我急忙大步奔上前去，这时只听见七妈亲切地笑着说：“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看你是像爸爸呢，还是像妈妈。”我被这亲切的笑语怔住了。紧接着七妈说：“唔，还是像爸爸。”我这颗忐忑不安的心一下放下来，顿时感到七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慈祥可敬。我拉着女儿的手让她叫人，可是叫什么呢？我一时不知应按什么习惯来称七妈。七妈立即明白了，接过来说：“叫姥姥。”我忙让小茹快叫姥姥。

七妈将我们迎进屋里。女儿小茹刚从农村出来，非常“认生”，进了屋不肯坐，吵着：“我不到你家来，我不到你家来。”大妈说：“什么不到你家来，这是姥姥家。”忙拿出水果哄他，并剥了一只香蕉给小茹。小茹吃完香蕉把皮丢在果皮篓中，七妈表扬了她：“小茹真乖，不乱丢香蕉皮。”经过七妈这么一说，小茹睁大眼睛笑着看姥姥。七妈说，我还有事不能陪你们，你们休息一会儿再吃饭，七伯他很忙不能回来吃饭。

吃饭时七妈回来了，看了一下菜忙说：“保庄喜欢吃鸡蛋，再加一个炒鸡蛋。”我们说：“不要加菜了。”七妈说：“加！加！你们难得来，一定要加。”结果鸡蛋被我们吃完了，鱼剩下来了。第二天我们与七伯、七妈同桌吃饭时，发现我们昨天吃剩的鱼又端上桌来吃。这使我万分感慨——总理竟吃我们剩下的鱼！总理的生活是如此的节俭。

七妈说：“今天我们请你们吃饭是按南方人的风俗，明天我们吃饺子，因为中平是北方人。”七妈不断为我们夹菜，并指着一盘炒毛豆说：“你伯伯最喜欢吃肉丝炒毛豆。”当伯伯吃光第一碗饭时，我赶快站起来为伯父添饭，这是晚辈应有的礼节。只见伯父微笑着说：“自己吃饭还要别人盛，这是哪家的规矩!”说着自己站起来去添饭，并将桌上散落的饭粒捡起来放入嘴里吃了。

一位国家总理如此珍惜粮食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

第三天与伯父、伯母就餐时，我们吃了饺子。吃饺子时七妈说：“今晚有一场扬剧，但剧院规定不让带孩子去，小茹认生又不肯跟别人，你们中间只能去一个，谁留下来看孩子?”七妈话刚说完，中平立即表示：我在家照顾孩子。七妈说：“不错，是个能体贴妻子的好丈夫。”在剧院，七妈为我介绍了坐在我身旁的彭真同志。在看剧的过程中，我发现七伯对扬剧特别感兴趣，不时小声与七妈交谈着。剧演到一半时，七妈对我说：“我要先回去了，你与伯伯继续看。”我以为七妈身体不好提前先走，事后才得知七妈怕冷落了中平，赶回去陪中平和小茹在家看电视。

在与伯父、母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两位老人非常喜欢孩子。七伯见小茹很乖，就把她抱到长沙发上与她一起玩洋娃娃，不时传来爷孙俩的嬉笑声，伯父似乎突然变得那么年轻。他一条腿屈在地上，一条腿蹲着，专心地与小茹玩着洋娃娃，他们是那样的高兴。正玩得起劲时，突然洋娃娃的头掉下来了，小茹愣住了，接着不高兴了，小嘴咕哝着，小手拍打着，抱怨道：“姥爷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下来了。”我和七妈忙走过去，只见伯父正在向4岁的小茹“赔礼”：“姥爷不好，姥爷不好，姥爷把娃娃的头搞掉下来了，姥爷马上给你修行吗？”

一天晚饭后，七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在中南海散步。远远看到人民大会堂，七伯讲中央决定搞十大建筑，这是很需要的，人民大会堂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并简单地介绍了建筑的特点（第二天就安排人带我们去参观）。一会儿，有人来找七伯，我们就回家了。七妈见到我们说：“你们是受到了‘特殊待遇’，七伯还从来没有陪过哪位亲戚在中南海散过步。”

这次本来安排我们住7天，我们考虑七伯、七妈他们那么忙，加之我身体不好，第四天就告辞了。临别时，七妈讲：“有机会欢迎你们再来。你们可常来信谈谈基层情况，但我不能每次都回信。保庄也是搞妇女工作的（我当时是兼职女工委员），我就每月给你寄一份《中国妇女》吧。”就这样，这本杂志一直给我寄了几年。在这期间我实在过意不去，曾几次去信让七妈别再寄了，但七妈坚持要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寄。

七伯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北京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是：“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第二天早晨从广播中得知七伯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痛，多么想到北京去见见七伯最后一面啊！但七妈电报中已明确告知千万不要去，怎么能去呢？伯父、伯母一向对我们要求很严。我和孩子们只有在家对着伯父的照片哀悼，并发出一份唁电。当时中平岀差在山海关，听到消息后，打电话征求我意见是否去北京，我告知了伯母的来电内容。中平在北京换车时看到人们都戴着黑纱，难以克制想见伯伯最后一面的愿望，但一想到七妈的指示，带着悲痛的心情回了南京。

1983年中平出差到北京，又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她老人家精神很好，谈到她从欧洲回来后得了一次重感冒，又摔了一交，腿伤了，现在走路还不方便。七妈说：“伯伯去世时，不叫你们来北京，主要是怕你们受牵连。”由此可见“四人帮”对总理的迫害到了何种地步。

伯父、伯母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生前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将永远铭刻在心！他们那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原载1997年8月5日《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