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谈个人经历

周恩来谈个人经历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都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分为封建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岀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是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于1898年、生在淮安。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三十五岁患肺痨死。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收入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愿债台高筑。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就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锻炼了我。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岀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占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生活和思想起了变化

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了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无所成就，跟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査封为止。

十五岁（1913年）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当时，在国内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了20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300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100多人。当时，朱德在法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与国民党员王京歧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法国买了许多书，但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年夏天即返国。

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参加北伐。

1926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10月23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1927年2月19日-22日组织36万工人总罢工，2月22-24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3月21-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有几干人，工人缴获了步枪4000多支及其它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80万，直接作战的1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300多支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获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昊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后，蒋即亲自到上海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13日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200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穿了长袍，戴上礼帽，扮成商人，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一师人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农民和安源工人武装组成的。我在1927年11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止。1931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1934-1935年的二万五干里长征。

1930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再戴上副眼镜，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岀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照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1919年认识邓颖超同志，1925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6年谈判开始，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东北军要求抗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成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12月25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南京。张学良答应亲自送蒋返南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1937年2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1937年9月-11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12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1938年10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1938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1936年6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12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西南的一些地方。1940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

1941年1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了两千人突围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1939年2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5月返重庆。6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8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1940年3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5月去重庆。7月返延安一趟。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不下去，开始在报纸上斗争。1942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1943年7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1944年，根据史迪威将军提议，7月，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在此之前，记者团也去了。我在延安欢迎他们。11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李勃曼记录整理。李勃曼：《纽约时报》1946年驻南京记者。本文系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