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谈个人经历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都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分为封建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岀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是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于1898年、生在淮安。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三十五岁患肺痨死。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收入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愿债台高筑。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就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锻炼了我。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岀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占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生活和思想起了变化
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了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无所成就，跟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査封为止。
十五岁（1913年）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当时，在国内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了20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300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100多人。当时，朱德在法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与国民党员王京歧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法国买了许多书，但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年夏天即返国。
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参加北伐。
1926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10月23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1927年2月19日-22日组织36万工人总罢工，2月22-24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3月21-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有几干人，工人缴获了步枪4000多支及其它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80万，直接作战的1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300多支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获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昊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后，蒋即亲自到上海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13日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200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穿了长袍，戴上礼帽，扮成商人，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