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相忱其人其事 / 王健夫

黄相忱其人其事 / 王健夫

抗日战争期间，淮安县先后有三个姓黄的当过县长：一是黄作字海如、二是黄晋珩字楚白、三是黄相忱。其中以黄相忱任期最长，01940年4月，直到1943年3月，日寇发动苏北大扫荡为止，时间达三年之久。黄相忱之所以能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淮安县长，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个人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和当时的特殊环境都是分不开的。

黄相忱原是睢宁县的一户农家子弟，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适逢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江苏长江南岸。那时，长江北岸各县还在军阀孙传芳（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控制之下。孙传芳所属马玉仁、白宝山等部，都是苏北著名的土匪队伍，他们为了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北进，就在地方上强抓壮丁入伍。黄相忱为了逃避这个灾难，于1927年春天离开睢宁跑到山东去了。

黄相忱到了山东济南，因为人地生疏，一时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偶然机会结识了一个河南人名叫马伯扬的，也因为家乡连遭兵祸（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在河南境内的陇海线上作战），逃到济南在马路边摆了一个烤山芋摊子以维持生活。黄相忱和马伯扬接触的日子多了，当时两人处境又基本相同，可谓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不久竟然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又拉上姻亲关系做了襟兄弟，即黄妻与马妻是嫡亲姊妹。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收复山东省，驻在济南市的原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旧属刘珍年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刘珍年为了要吸收一批知识青年充当下级军官，在济南设立一个军官教导大队，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入队受训，期限六个月，毕业后以见习官任用。

黄相忱、马伯扬虽然是怕被抓壮丁而逃到济南来的，现在看到刘珍年的军官教导大队招生，毕业后可以当官，也就发生了兴趣，两人同时去报名。他俩体格长得结实，外貌也很端正，又有一定文化，便都被录取了。转眼之间，六个月过去了。黄相忱被派在司令部副官处当见习官，马伯扬被安排在连队当见习官，都是准尉官阶。

1933年，原第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州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把驻在山东的刘珍年部队调到浙扛衢州。然后又从衢州调到闽贛边境的长汀。福州的人民革命政府被蒋介石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加以围攻，不久就瓦解了。刘珍年的部队就从闽赣边境一步一步地向福建内地推进。这时，黄相忱因为做事认真，成效显著，又能够迎合上司心理，所以被刘珍年提升为副官主任。刘部从莆田、崇安、罗源一直到福鼎，因为处于战争时期，省政府无法委派县长到战地去接管县政，所以刘珍年就派黄相忱先后到以上各县去接充战时县长。在历时四年多的几任县长期间，黄相忱得到了锻炼并深深懂得在国民党官场上怎样迎来送往的秘诀。1937年春，黄相枕在福建已装满了私囊，便辞职回到江苏睢宁原籍，在睢宁城内购置了一座二进一厢的瓦房，准备安度岁月。

“七七”芦构桥事变的烽火，迅速向津浦钱南段蔓延。睢宁靠近徐州，黄相忱眼看时势紧迫，在家不能安居。于是由他的姑丈鲁同轩（曾任宿迁县县长）把他介绍给韩德勤。当时江苏省政府已迁到淮阴，韩德勤代理省主席并兼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为了壮大八十九军，正在筹组办一个军官训练班，便委派黄相忱为该班总务组组长。这个军官训练班的主任是副军长李守维兼的。实际负责人是副主任顾锡九（当时，顾任陆军第三十三师九十七旅旅长）。黄相忱知道顾锡九是国民党军队元老顾祝同的堂弟。因此，对顾锡九吩咐的无论公事或私亊，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去完成，以博得顾锡九的欢心。1939年2月，两淮沦陷，顾锡九被调升为陆军第一一七师师长，黄相忱又被顾锡九调到师司令郁去当副官主任。

1940年，顾锡九的第一一七师由东台调回淮安駐防。当时的淮安县长黄晋珩是韩德勤的亲戚，对顾锡九那种少年气盛的作风，很不买帐，同时对于庞大的军需供应，在县城已经沦陷的情况下，淮安县也实在无法应付，只好向省政府提出辞呈。顾锡九于是借口统一军政指挥，控制地方政权，便推荐黄相忱接充淮安县长。韩德勤是顾祝同—手提拔起来的。他为了报答顾家的知遇之恩，所以对顾锡九也就曲意奉承。黄相忱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于1940年4月走马上任了。

韩德勤所属陆军第八十九军，经过黄桥战役，元气已损耗大半。这时顾锡九以副军长代理军长。为了加速重整军旅，必须狠抓地方武力，补充八十九军。黄相忱到任以后，首先在地方财政收入上增加田赋征收标准，充裕财力作为扩充保安团队的需要。在1941—1942年之间，淮安县的武装力量，由原来的两个保安团、一个警察大队，扩充成一个保安旅（辖两个团四个大队），黄自任旅长。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游击支队（由马伯扬改名马春生任该队司令），驻在涧河以北，归涧北办事处（1942年7月成立）主任牛作善指挥。当时淮安成为苏北各县中武装实力最雄厚的县份。后来，八十九军所辖的一一七师和三十三师由于在曹甸战役和车桥战役中损耗太大，只好将淮安县的保安旅撤销，所辖两个团分别拨给以上两个师补充。淮安县只剩下马伯扬的一个游击支队来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黄湘忱在淮安县长任内对军亊方面的突出贡献。

黄相忱除了在运河东岸扩充实力外，在运河西岸，也想法拉拢地方上的私人武装，作为他统治的工具。例如委派王缉三为运西办事处主任，拉拢林家码头的小刀会头目罗通义（人称“罗老爷”，后来投降日伪）为运西自卫队队长，委林甲三（又名林文科）为第八区区长兼区自卫队队长，委邵××（名字已忘）为第九区区长兼区自卫队队长。到了1940年秋收季节，黄相忱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力量，在运河西岸，东起林家码头，西至高良涧，北至武家墩，南至严家渡、岔河镇一带，仍能收到契税、屠宰税以及田赋等一大部分。

黄相忱在淮安县境内，除了扩充武力补充正规部队外，就是在地方上征集民间粮食供应军队的给养。当时，江苏省政府驻在淮安县的蒋桥镇大洋舍（现属泾口乡），它能够控制的地区，只有盐城县的安丰地区，阜宁县的益林、凤谷村地区，宝应县的城北地区以及淮安县的运河东岸。全境东西不足百里，南北仅有四、五十里。因此人们讥讽韩德勤在那里是做“百里侯”。就在这区区弹丸之地内，军队却驻有陆军第八十九军所辖两个师，一个独立第六旅，还有旧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这些部队的全部给养，都依靠这块地区供给。淮安县因为面积较大，负担的数量也就最多。

当时，韩德勤在他兼任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内设立了一个粮食管理处，由参谋长吕汉劲兼任处长，实际负责的是由一个曾任宝应县县长的刘百荣担任副处长。各县设立粮食管理分处，由县长兼任主任，另由县长选择一名地方士绅为副主任。黄相忱保举原任淮安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主任、县救济院副院长魏景崔担任。这是一个挂名职务，没有薪俸，也没有津贴。

淮安县原有田赋额征数，约一百二十万亩，除运河西的四十万亩因情况特殊，征收比较困难外，运河东岸约有八十万亩，除了少数田亩较少的困难户，尚有七十万亩左右可以按额征收。当时，每亩田征收稻谷约三十市斤，全年可征二千一百万市斤，按每二百市斤稻谷折合大米一石（净重一百五十二市斤）计算，应征收大米十万零五千石。黄相忱对于这个任务很重视，连续两年都能够供应各部队的需要，所以很得到顾锡九、霍守义等部队负责人的赞赏。

黄相忱对待地方驻军，无论是江苏籍的第八十九军或者东北籍的一一二师，他都和团以上的军官们打得火热。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他经常邀请这些军官到他的住地打牌、赴宴，大家也总是尽兴而归。对待地方上的名流、士绅，他又另有一套方法。譬如：曹甸镇上的绅士以郝姓最有权威，黄相忱就拉拢老一辈的郝绩甫，打击中一辈的郝书巢，扶植小一辈的郝沄青。聘郝绩甫为县救济院院长，委郝沄青为第七区（曹甸所在地）区长，郝书巢有时和他顶牛儿，就抓住郝吸食鸦片这个弱点，给以拘留勒戒，损害他的体面，这也是“杀鸡给猴子看”。对社会上确有影响的人物，就加以吹捧利用，如县商会会长曹天任、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主任魏景崔、车桥镇商会会长胡修五等，每次在召开地方会议时，都对他们加以赞扬。在国民党官场中，当县长最难应付的是吃“党”饭的老爷们。黄相忱知道淮安县过去的党派斗争很剧烈。他到任后，因为牛践初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苏北办事处的书记长，牛是淮安北乡人，所以他把牛的胞兄牛作善从原第六区（张桥）区长调任县社会科科长，1942年又调他为涧北办事处主任，管辖淮安涧河以北各区的行政事务，并指挥一个游击支队。这样，原来与北乡牛践初一派有纠葛的“党老爷”们，就不敢出来和他们斗争了。1943年2月，淮东乡遭受日寇扫荡以后，省县政权都站不住脚了，到了1943年4月下旬，韩德勤从淮安东乡狼狈不堪地逃到睢宁县境，黄相忱也从淮安回到老家便趁机向韩德勤保举牛作善为淮安县长，他自己得以脱身，离开苏北跟随韩德勤跑到安徽阜阳去了。这就是黄相忱在应付人事上的“妙计”。

黄相忱在福建当过四任县长，不仅政治手腕相当灵活，对于发财之道，也有他的一套方法。他在淮安县长任内，在田赋方面用多收少报办法増加实际收入。例如，淮安全县原来田赋额征数有一百二十余万亩，他接任后，因为运河西岸没有国民党军队驻防，成了一个真空地区，当地小刀会时常起来抗缴赋税，黄相忱就借此为理由，把运河西第八、九、十这三个区的田赋额征数，要求省政府列为歉收地区，减免对省库应缴的赋税（省政府对各县田赋征收额，规定以省四县六分摊）。实际上，黄相忱在运河西岔河、范集、严家渡、高良涧、林家码头等地，照常设立田赋征收分柜，派保安第二大队长葛亚西率部在各区协助催缴田赋、契税等款。就是零星的屠宰税和牙税，也派有专人在那里收取。所以县政府的支出预算被压缩了，实际收入比预算数反而増加了。三年来，黄相忱对县属各机关、学校、保安队和警察大队的经费，能够按时发放，自己的腰包当然也灌得足足的，其奥妙就在这里。

1941年开始田赋改征实物，收来的稻麦随着时间的影响，市价波动很大。黄相忱在开征后，把应缴的省税部分按照当时的市价，折合稻谷数目，用县金库所存的现金，解缴省库。过了一段时间，物价上涨，黄相忱再将征存的稻麦交付粮行变卖，这样溢出的价格，要多出百分之五十甚至一倍有余。所以，黄相忱在县长任内对“省级机关”的大小头头的需索，都能够使他们得到满足。他的财源就是从这方面来的。

1941年春，建设厅长成静生委托淮安县政府购买积谷储备粮小麦二千石、稻谷三千石，预付价款法币五万元。所购谷物，嘱分别储存于民间仓库内。黄相忱收到这笔款项后，并未购买稻谷，仅嘱第五（马涵洞）、第七（曹甸）两区内的粮行商人，出具几张保管切结，对上呈报，储备粮已购买齐全，并已交付各粮商保管。这事是由保安团军需主任杨湛恩和契税主任章荣百一经手办的。杨原是黄晋珩县长任内的财政科长，对各区粮行商人都很熟悉。后来日寇扫荡苏北，这批储粮也就无人过问，价款自然又落入黄相忱和经办人员的私囊。

1943年春，日寇发动大规模扫荡之前，淮安县政府还有一大批征收的粮食储存在蚂蚁甸、杨桥、小施河等地。黄相忱眼看局势紧张，省县政权已无法继续存在，于是立即利用他的连襟马春生（又改名为马志清）向宝应城内伪军司令潘干丞要到一个“伪军独立团团长”的名义，部队驻扎在张桥附近的三坝。乘日伪军无暇顾及的时候，马志清伙同田赋主任陈汝勋等，于夜间将各地储粮抢运一空，然后出售给宝应的商人。这一批粮食共售得“储备券”（这是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兑换率是1比2——编者）十余万元。黄相忱得到这笔钱，就和马志清于1943年4月12日离开了淮安县境。

还在1941年秋天，韩德勤鉴于环境日趋恶化，在苏北已有难于立足之势，秘密通知顾锡九和黄相忱两人，利用淮安运河西岸湖心寺的住持僧愣定，与淮安城内伪县知事沙贵章接触，暗地里勾结日寇驻淮安的宣抚班科长北川（北川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日本人，曾到湖心寺参观，得知该寺是弘一法师即李叔同的读书处，他对李叔同很敬仰，因而与楞定成了知交），妄想利用日寇的刀量，来驱除新四军离开苏北，保住他统治苏北的地位。哪知，日寇侦悉了韩德勤军事实力的空虚，竟于1943年2月用南北夹击的战术，向苏北开展全面扫荡，韩德勤立足不住，不得不星夜逃跑，黄相忱的淮安县县长也就此完结。

综观黄相忱在淮安三年县长任内的“政绩”，可槪括为八个字：“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从他身上表现出的旧社会官场中一派逢迎作风里，也可以具体而微地看到国民党政治舞台上丑恶现象的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