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家族的叛逆者——阮式 / 阮守天

封建家族的叛逆者——阮式 / 阮守天

明清以来，我们阮氏宗族就是淮安城内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族，可谓源远流长。城东门（现化机厂宿舍）和东门外七里塘各有一座颇具规模的“阮氏宗祠”。这个大家族在近二百多年中出了众多的秀才、举人、进士以及中上层的封建官吏，同时也出了一个封建家族的叛逆者——阮式（字梦桃）。我们家族的后辈人均习惯地称为“十（式）太爷”。

阮氏家族原籍江西省临江府清江县。先世再二公元末明初随朱元璋征战，后迁居淮安。传至清乾隆年间，阮氏家族达到了鼎盛时期。梦桃公高祖辈的阮学浩，字裴园，号缓堂，清雍正庚戌（1730年）进士，官检讨。曾祖辈的阮葵生，字宝诚，号吾山，乾隆壬申（1752年）举人，辛已（1761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刑部右侍郎，著有《茶余客话》；阮芝生，号紫坪，乾隆丁丑（1757年）进士，官永定河同知。葵生、芝生兄弟均入翰林院，所以阮氏祠堂中悬有“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清官第一，翰苑成双”的楹联。阮家（阮学浩父子）在前后三十年间也了三个进士，真可谓“荣宗耀祖”、“门庭生辉”，在桑梓堪称佳话。至于死后能进“乡贤祠”的人必须在地方上享有德髙望重，忠孝仁义的盛誉，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的。

阮氏家族支系很多，而梦桃公这一支系却门庭冷落，十分清贫。祖父效曾，号研荣，字省予，附贡，一介寒儒。父颐隆，号“兰台，字莲蕖，一生心血大半耗于名场”，好不容易在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中了举，后又屡次参加会试不售，“己丑（1889年）大挑，仅得教职”，历任邳州学正，泰兴、赣榆、砀山等县训导。最近，在我们阮家保存的“文牍”中，发现一封兰台公给阮家骏（字仲逸，后辈人称“二太爷”）的书信（见影印件）。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时兰台公在邳州学正任上，信中写了赴任途中的见闻，“行至宿迁，四处皆水，圩堰胥决，二麦在水中者甚多”，“山东蒙山、沂山湖发水，运河陡涨丈余，山河更澎湃奔腾，民间房舍俱倒”，“民情岌岌不可终日”，“予定计秋间托言回浦（清江浦，今淮阴市）”，“不禁叹息柴米太贵，回浦又何以度日。”由此可见，兰台公虽然中了举，做了官，但没有改变其家庭贫困的境遇。梦桃公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兰台公对清代末期“国家危难，年迫一年”的现实极为不满，他为人耿直，且“血性愈老愈刚”，“心地愈老愈笃”，“体恤贫寒无微不至，谈论古今，无言不透，亊之得失，人之邪正，无一毫讳，忽而震怒，忽而痛骂，忽而夸赞，言论雄毅，丰釆飞腾”。生母张氏“存（诚）心待人，慈爱出于自然，凡有丧罔不匍匐救之，推食解衣，不求人感”，他们对子女教育“极严极精”。梦桃公耳濡目染，形成了憨直、倔强、刚毅的品质。他在《二十自叙》中说：“此梦桃兄弟性格爽质（直）之所由来欤。”梦桃公十四岁以前，接受了极为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打下了极为深厚的文学功底，十五岁开始触及“新学”和西方文化，入江北高等学校后“广究新知，凡当时出版之书，靡不过目，过目即成诵”，“皆学有所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义和拳爱国反帝斗争，八国联军的入侵，给少年时代的梦桃公留下了深沉的思考。

这样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铸就了梦桃公必然是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封建家族的叛逆者。

梦桃公的叛逆性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具有古老文明的祖国的热爱和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憎恨。

少年时代的梦桃公就胸怀大志，曾想东渡扶桑，探求救国之道，但因家境困窘，“先君”以其“年少不许出国门”，他不忍“重违父意，止东游之念”，“然光复中原之思固无日不往来胸臆间”。他公然在自己的书斋门楣上写上“杀满”二字。甲午之年梦桃公年方六岁，当时是个顽童，年事稍长后，了解到当年清政府战败情况，痛心地写道：“吾书甲午，吾不知泪涕之何从出也，吾不忍书，吾不忍不书，吾心痛，吾肉颤，吾血枯，吾泪竭！……不才所以能知爱国，能知忧国，能知救国者……何尝不因甲午而启之也。”

《阮烈士遗集》中有一篇翻译小说《孟脱獒》，孟脱是中世纪法国一地名，獒，是高大的犬。这篇小说叙述了“孟脱獒”为主人报仇的故事。梦桃公在小说的结尾感慨地写道：“吾译《孟脱獒》而有无限感情，刺激神经”，“孟脱獒”为主人报仇，“不过报数年豢养之恩”，而我们祖国遭帝国主义入侵，列强在祖国大地上烧杀淫掠，“生斯长斯聚族斯之国民”面对侵略者表现软弱怯懦，他痛斥封健统治者与洋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为虎作伥，“忘乃家国之仇”，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跃然纸上。

梦桃公反对清王朝的态度，不仅表现在“言”上，而且付诸于“行”。在宁属师范读书时，他在同学中宣传民主思想，不满校管理员的蛮横而退学。在安徽宣城模范小学、淮安敬恭学校、山阳髙等小学任教时，都因“行为怪特”，和封建学究们“不合”而愤然离职。当辛亥风暴席卷而来之时，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淮安光复大会上，他慷慨陈辞，还手执双管手枪，指着清山阳县令姚荣泽的胸口，斥责他私自招募四十名卫队，要他交待款项帐目，殉义前毫无惧色，表现了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当时阮氏家族中，“三太爷”阮钵香在地方上最有权势，威望很高，系城厢市董。他对辛亥革命持不欢迎态度，对于梦桃公的叛逆行为十分不满。姚荣泽受梦桃公斥责后，当天晚上就在海会庵召集阮钵香等地方劣绅开会，布置一切，准备捕杀周、阮。阮钵香在会上竟然表示认可。当时要是阮钵香坚决反对，姚荣泽决不敢贸然行动。要是阮钵香透漏一点信息，梦桃公也不致遭杀身之横祸。在这节骨眼上，阮钵香这个封建卫道士的嘴脸暴露无遗。这些情况，在我们家族中虽秘而不宣，但又是人所共知的。

更气愤的是梦桃公殉义后，尸体只用口薄皮材草草葬在南门外大荒里，为什么当时不把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城东阮氏祖茔里呢？也是因为没有得到阮钵香的允可，无人敢提。甚至在“阮氏家谱”中也除去“阮式”兄弟的名字。直到十多年以后，梦桃公的亲兄弟才把烈士的忠骨迁至城东小刘庄安葬。

梦桃公的叛逆性格还表现在对婚姻问题上。他十六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了秀才，“势利卑鄙之徒争议婚焉”。他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他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不相识而捏合在一起的婚姻是“野婚”，并著《野婚之害》，“痛陈不自由播姻之罪之惨”，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散佚了，但我们从《莲花落》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不满情绪，主张男女婚姻自由，他写道：“只愿我与意中人今生死了，早早死了，再生再长大成人，相识相交，到了那时，恐怕婚姻也要实行自由了。……我只要自由结婚的善政，……我只要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属。”

梦桃公梦寐以求的“善政”，通过包括他在内的几代革命者前仆后继的斗争，终于成为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了。梦桃公灵魂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编者附注：
作者阮守天，阮式五世侄孙，淮安市文化馆馆员，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