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 / 谈沅

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 / 谈沅

我的祖父谈荔孙(1880-1933)是大陆银行创办人,也是旧中国出生淮安的三大著名银行家之一(另两位是周作民、朱虞生),对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有过不少建树,有关文史资料对他的业绩已有所记述。

祖父逝世时,我才七岁,距今已56年,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他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日语讲得很流利,常和日本人交谈,但他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毫无好感,谈起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就愤愤不平。

他在北京(当时称“北平”)逝世后,灵柩曾用专列火车运到镇江,再用民船经运河运到淮安,举行了隆重的丧礼。1933年冬与我祖母王氏合葬于淮安南乡丁小社。当时我虽年幼,也跟父辈一道南下参加葬礼。1984年,墓地要开河,我家把祖父母的遗骨火化后移葬于祖籍无锡青龙山公墓。

这篇祖父的传略,是以我父亲谈公远先生(曾任大陆银行总经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处副处长)未曾发表的遗著为蓝本,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补充整理而成。我很感谢淮安市政协对我祖父个人历史的重视,愿他在旧中国金融界积累的业绩,能对我的故乡——淮安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进程中,起到一些借鉴作用,这将不仅使我们后裔感到荣幸,亦足以告慰我祖父在天之灵。

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1880年(清光绪六年)出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谈荔孙的祖父静山先生曾在淮安作幕僚,后去四川任夔州知府,解职后返回淮安定居。静山先生因对官场灰心,嘱子孙“不入仕途”。其时清政府日趋腐败,封建政体濒临崩溃边缘,而东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国势蒸蒸日上。静山先生深知国家兴盛,全赖人才培育。1891年由四川返淮后,毅然捐资创设“谈氏东文学馆”,专程赴沪延聘日籍教员二人。学员除谈氏子弟外,兼收外姓青年,周作民、陈福颐、路孝忱、林有任等均系经该学馆培育过的人才。静山先生之子亚蘧先生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谈荔孙幼年入私塾读书,1892年进自家东文学堂学习基础学科和日文,1896年毕业后转入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四年。1900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为了遵守“不入仕途”的祖训,自选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攻读银行经济专业。由于日文巳有基础,加之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又在日本银行实习。当时同学中有钱永铭(新之)、吴鼎昌(达铨)、王冶昌等人,尤因和吴鼎昌同住一个“贷家”(日语,即“房东家”),感情更为融洽。日本同学中有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大仓财团当时在日本拥有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企业,并设有注重实践的大仓商业学校。日本入侵我东北三省后,大仓又在辽宁投资经营煤、铁矿等多种实业。荔孙先生受大仓经营企业方针的影响很深,回国后便毕生从事开拓我国的金融资本,用以扶助工商业的发展。

1906年,谈荔孙学成回国,应当时担任该校监督的南通状元张謇之聘,任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任银行科主任教习。他采用大仓学校的方案,开办银行实践室,培植了不少银行会计人才,其中很多同学后来成为我国银行界早期业务骨干。

1908年,谈荔孙应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殿试,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职。他恪遵“不入仕途”的祖训,坚请调离。时值清政府刚刚设立大清银行,便调他任该行稽核之职。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供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流通事宜。1912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谈亦改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局长,为该行创建新式会计制度;后又转任国库局局长,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

1915年,中国银行行使国家银行职权,收回各地的财政权,并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派谈荔孙去南京筹建分行。分行建立后,谈任第一任行长,并次第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无锡、徐州、苏州、常熟、杭州及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如苏、浙、皖、赣、鄂等字样的中国银行纸币,局限于各划区或省内通用。

1916年,袁世凯酿酝帝制,为筹集军饷,由津京两地的中国、交通两行滥发纸币,人心惶惶,因而发生挤兑风潮。当时,北洋政府非但不设法平息,竟明令停兑,致风潮益形扩大,一时市面混乱,两行钞票贬值竟达50%左右,使持有者蒙受巨大损失。不久,风潮波及长江流域,如不及时加以遏止,势必影响整个两行的信誉,同时也关系到中国金融界的前途。于是谈荔孙当机立断,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公权)两先生,拒不执行“停兑”的决定,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洋政府副总统兼长江巡阅使、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无限制地收兑中、交两行的地区性纸币,致使风潮逐渐平息。这一果断措施,既维护了中、交两行的信誉,也避免了持有者的损失,使冯国璋深深感到谈荔孙的理财手腕与决策能力,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社会上也广为传诵。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继黎元洪任代理总统,派其旧日同事冯耿光为中国银行总裁,翌年调谈荔孙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这时冯国璋为扩展自己经济实力,有意组织私营金融机构。而这时荔孙先生也感到在国家银行工作,政治气氛太浓,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能,渴望办一商业银行,又苦于缺乏资金。冯、谈双方的意愿,均为冯的亲信、也是谈的挚友、江苏省警务处处长兼南京警务厅厅长王桂林所悉,经王的穿针引线,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由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并拉拢冯的僚属李纯、齐燮元等各认股十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还有一些零星小股,共筹得资金三十八万元。由谈负责组建商业银行,在征得冯的认可后,定行名为“大陆”。遂以股金额一百万元,实收五十万元,向北洋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一切验资和颁发执照等手续,由于冯的关系进展得很顺利。

1919年3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同时设立北京分行,并成立董监会,推选谈荔孙为董事长,张调宸、王桂林等人为董、监事。1920年4月,安福国会开会期间,有人指责谈身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公私不分,于法制不合。荔孙先生于是毅然辞去中国银行行长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专心致力于大陆银行经营管理的业务达十四年之久。他经营大陆的指导思想是以储蓄业务为主,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运转调剂,扶助工商实业,借以把大陆银行建立为一个大仓式的中国企业。

1920年3月,大陆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及国内外汇兑外,大陆北京分行又首创保管箱业务。当时出租保管箱,不要说其他城市没有,即以北京来说,除设在东交民巷的外商银行偶有办理该项业务外,在其他华商银行中也是有独无偶。以后,各华商银行相继仿效,迅速遍及各大都市。不久,津沪两地分行除信贷与储蓄业务外,分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除经营保管箱业务且兼营露封保管、有价证券买卖及房地产经租等。为保障储户利益,1922年又专设独立会计核算的储蓄部,并增设多种储蓄业务。其中如“特种定期存款”,规定一次存入151.51元,十五年到期可得本利一千元。在当时充满动荡不安因素的旧社会,深受储户欢迎。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即有储户一千一百余户,1932年增至六千三百余户,以后逐年增加。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存款总额经常保持在2000万元以上。同时又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分行。

1922年,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谈荔孙指示天津分行在全市劝业场、梨栈、小白楼等地开设六处支行,在同业中又创先例。嗣后北京、上海、汉口、南京等分行也分别在市内,以及在济南、青岛、滕县、苏州、杭州等地设立支行。当时北京为首都所在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专院校林立,教职员工众多,但校址大多离市区较远,附近从无银行机构设立,因此大陆北京分行首先在清华、燕京、辅仁、北大以及工农医科等处遍设办事处,既方便了广大师生储金的存取,又吸收了大量的游资。

大陆银行将吸收来的存款,投放给工商企业,向以稳健著称。如1927年天津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事件,京津各行庄受累甚多,而大陆银行对于发放贷款向抱慎重态度,每笔放款事先都经过深入调查,决不轻予借贷,因此在协和倒闭案件中,没有受到牵连。这与谈荔孙在处理业务上稳健而又大胆的工作作风,也是不可分开的。

在1915年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之后,人民对纸币缺少信仰,因而拥有钞票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常常遭到挤兑浪潮的袭击。当时被称为“北四行”的大陆、中南、金城、盐业为北方银行中资金雄厚的四家商业银行,其中中南银行为侨资而拥有纸币发行权,但独家发行,还很难取得社会上的绝对信任。1921年,“北四行”创设“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设立“四行准备库”,以四行的资金支持保障中南银行纸币的发行。从此中南发行的钞票声誉卓著,四家银行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在此基础上又合办“四行储蓄会”,累年积有盈余,从而在上海兴建当时被称为远东摩天大厦的二十四层高楼——国际饭店。这标志四行合作创业的精神,也体现了创办人的雄图大略。

旧中国银钱业的放款业务分抵押放款和信用放款两种,钱庄以信用放款为主,而银行则以抵押放款为主,抵押品又以实物为主,很大部分是以仓储商品的栈单为抵押凭证。因此,创建仓库成为银行开展放款业务的重要环节。1925年大陆天津分行为了与垄断当地进出口业务,而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在万国桥堍自建四层楼大型钢筋混凝土仓库两座,除经营一般仓库业务外,主要做本行栈单的抵押放款。客户为了便利起见,也乐于在大陆押款,一次交易可承担两项业务,关于利息与折扣又可获得特殊优惠,因而深受客户欢迎,业务发展迅速,每年押款业务均在1000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将所属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大陆上海分行也自建仓库于苏州路。1928年押款达810万元,仅次于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关联的保险业务也同时兴起。荔孙先生于1931年倡议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等银行合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后来东莱银行也参加),主要承保本身押款的保险业务,使本系统权利不外溢。此外大陆银行于1925年拨出美金25万元在天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由颜惠庆任董事长,李倜夫任总经理,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开始业务尚称发达,可与外商进出口公司竞争抗衡,后因谈的逝世而收缩停业。

1931年春,谈荔孙已患高血压症,仍不顾医师的劝告,亲赴黑龙江调查大豆产销情况,经过详细分析、研究,决定在产地创设大型榨油工厂,可日产豆油1000-1200担。返北平后即与德商西门子洋行签约订购日产1500担油的全套榨油设备。后来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第一步目标为东北三省。荔孙先生当与各方磋商,

中止合同的执行,大陆银行因此损失定金15000元美金。可见国难当头,民族资本的发展也就更加困难了。

但是,谈荔孙投资实业的信心仍未稍泯。1932年春,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大陆与天津中国、交通、金城、北洋保商五家银行联合借贷十万元,筹建绥远毛纺厂,采用当地羊毛,产品销售平津与西北各地,为内蒙毛纺工业奠定基础。

谈荔孙恪守祖训:“不入仕途”,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毕生兢兢业业从事银行事业。他以引进日本银行的经营和会计方式,从实践中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1929年春,他在董事会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担任银行各级领导工作。但董事会成员多为军阀、宫僚的代表,而需要淘汰的冗员或不能称职的人,又大都是他们通过私人关系塞进银行的无能之辈。董事会对荔孙先生改革人事的建议既原则同意,又以“暂缓实行”来敷衍。他虽受此挫折,仍不气馁,又制订计划打算在总经理室增设顾问室,延聘学者、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士协助指导全行工作,从领导核心开始整顿。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于1933年2月因患脑溢血症突然逝世,终年54岁。这是大陆银行的不幸,也是旧中国民族金融事业发展中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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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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