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镇的文化轨迹 / 荀德麟

千年古镇的文化轨迹 / 荀德麟

淮安河下镇位于淮安新城之西、联城西北。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邗沟入淮处末口（在河下北辰坊，即邗沟的北端）筑有堰坝，保证运河水位，过往舟楫须到此盘坝方能人淮。河下地处古邗沟人淮处，是古北辰坊的一部分，所以河下的历史非常悠久。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这里屡罹水患，加之元明之际兵戎扰攘，遂致墟落苍凉。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运河，导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自鸭陈口入淮，运道改经淮安城西。河下居管家湖嘴，处黄、运之间，扼漕运要冲。由于地势卑下，河下遂由此得名。河下之名最早见于明末吴腾《淮城纪事》。

河下淮河五坝为民船、商船盘驳转搬之地，帆樯云集于此。特别是陈瑄创办了清江督造船厂，河下作为造船物资集散地，“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张鸿烈《山阳县志》序），遂一扫苍凉景象，河湖洲渚之间，日渐滋繁。今河下有钉铁巷、打铜巷、竹巷、绳巷等街巷名称，皆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淮安河下兴衰的重要因素是盐业。可以说，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淮北盐运线路、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都与它的繁华、寂寞息息相关。

明初，盐政采用“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于边，粮人仓后，发给凭证（盐引），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地点。盐引，即以盐若干斤为一“引”（明清两朝，最少时400斤为一引，最多时正余额一引达900多斤），每引纳税若干。销盐之地称“引地”，甲引地的盐妄人乙引地销售者为占销，占销者按律与售私盐同罪。明弘治（1488－1505）年间，山阳人、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开中之法，实施运司纳银制度，即召商开中引盐，纳银与盐运使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因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故“耕稼积粟无所用，遂辍业而归”。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这是因为，在明代，淮北盐场发明了滩晒制盐法，这种方法与煎盐相比，花工少，成本低，产量高，盐质好，使淮盐在我国盐业生产上迅速独占鳌头。

明初，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下辖通州、泰州、淮北三分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而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故一时“百万盐荚[cè，同策]辐辏[fúcòu，聚集]”。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验所圮[pī，毁坏]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到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淮北“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随着鹾[cuó，盐]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遂使河下达于极盛。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若而姓……”与此同时，还有的盐商从扬州迁居淮安河下。如程量越一支。程氏由歙[Shè，地名，在安徽]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皆极豪富。此外，汪氏自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徽迁淮，也成为著名鹾商。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住地和部分产业。

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使河下迅速成为闹市名区，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格局。从反映极盛时期的《淮安河下志》来看，河下有22条街，91条巷，共有13坊，街衢巷陌十分繁密。

因盐商的麇集骈至，河下聚落的面貌大为改观。“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罗家桥街一带，东自花巷头，西抵古菜桥，里巷相望，居民最为稠密。徽商程氏“以满浦一铺街（即湖嘴街）为商贾辐辏之地，地崎岖，不便往来。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由是继成善举者指不胜屈。郡城之外，悉成坦途”。（王光伯《淮安河下志》卷二）石板街迄今犹存估衣街、琵琶刘街、中街、花巷、茶巷、湖嘴大街、罗家桥街、大成巷、粉章巷、干鱼巷，还有罗家桥、萍果桥、来凤桥等。这些石板是由回空盐船从各地运来的。商务的兴盛，使得河下一带市廛[chán，集市]相连，商店鳞次栉比，市场繁多，如西湖嘴市、姜桥市、相家湾市、罗家桥市、古菜桥市、米市、柴市、西义桥市、兰市等。

市廛商务鼎盛，还可以从河下会馆的兴盛中窥其一斑。淮安会馆之设，大致始于乾、嘉以后。先是从业质库的徽州人，借灵王庙厅事同善堂为新安会馆。此后，侨寓淮安的各地商贾纷纷效仿，“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王光伯《淮安河下志》卷十六）。如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等。

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沙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备彩亭七座迎接”。随后“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见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程维高即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乾隆帝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荻庄建行宫，开御宴”。这一工程需银三百万两，“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球，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然（燃）烛”（王光伯《淮安河下志》卷十三）。

明清时期，山阳县为淮安府的附郭县。明弘治年间，邱浚写了一首《过山阳县》诗：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河下的繁华豪奢于此可见一斑。

盐商腰缠既满，亦思有所寄托。清山阳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写道：（盐商）“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

盐商以其富有，子弟有受教育的充分条件，宿儒名士也乐于选择其子弟授课。故数百年间，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弹丸之地，仅明清两朝，就出了67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时名闻遐迩。还有123名举人，140多名贡生（《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更有十余人在《明史》、《清史稿》有传。这一数量，令有“江南三大镇”之称的周庄、同里、甪直都望尘莫及。

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yín]；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随园诗话》卷十二》）。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倡风雅最负盛名的人物，其中有三人寓居河下。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原为安东诸生，廪贡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辞。平素“善书法，好作画。或求其书，则以画应；求画，则以书应。求书画时，则与庄坐讲《毛诗》、《庄子》数则”（《清稗类钞》第九册《艺术类·程水南先生善书画》），一副文人名士的派头。他家筑有园林名“柳衣园”。程氏在此“集郡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骧、长洲沈德潜诸耆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当时，他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过从交游者遍于天下，“凡文人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淮安河下志》卷十三）。

程崟字夔周（州），先世歙人，因业鹾世居淮安河下，他则常侨寓扬州，“少即从方望溪（方苞）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登癸巳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其兄程銮曾当过两淮盐务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授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淮安河下志》卷十三）。征歌度曲是当时富商大贾慕悦风雅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程崟就是以精谙工尺闻名遐迩的盐商巨擘之一。

程晋芳，字鱼门，歙人，业鹾于淮。罄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博闻饱学之士与共讨论，后来御赐举人，授中书。不久又进士出身，授吏部主事，四库馆纂修。著有《周易知旨编》30余卷、《尚书古今文释义》40卷、《尚书古文解略》6卷、《诗毛郑异同考》10卷、《春秋左传翼疏》32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答问》12卷、《群书题跋》6卷、《桂宦书目》若干卷。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传世。他与袁枚、吴敬梓、阮元等均过从甚密。特别是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为莫逆之交，吴敬梓曾经在他家住了好几个月。他们还曾在南京、扬州等地一起交游谈文。程晋芳在与吴敬梓的交往中，写过不少诗文，还写过吴敬梓的小传。这些诗文，已成为研究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十分珍贵的资料。程晋芳与袁枚交往的诗文，也是研究袁枚的重要历史资料。《清史稿》有程晋芳传。

此外，盐商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程鉴等，皆为时所推重。

河下吴氏亦为山阳望族。盐商吴宁谔[è]为邑庠生，与从兄吴宁谧“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其子吴玉镕承继家学，淹贯群书，终成进士。侄子吴玉搢、吴玉揖、吴玉抱以及侄孙吴初枚、吴次枚等，“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其中，吴玉搢尤知名。吴玉搢（1698－1773），字藉五，号山夫，晚号顿研，或称钝根。他是康雍乾时期著名的朴学家。幼承家学，八九岁时即喜欢辨识古字。长大后遂究心六书，博极群书，对《三仓》、《尔雅》、《说文》、《字林》，金石文字，凡涉及六书的都穷年搜讨，旁及通儒著作。他为学必寻原彻委，审其同异，指陈得失，为海内学者所瞩目。他在京师时，著名朴学家翁方纲、朱竹筠都前去拜谒，以所著书相质。朴学家秦蕙田曾经对人说：“吾于海内见二奇士，其一为山夫也”。他所著《五礼通考》多出山夫手订。山夫一生著述很丰富，以《说文引经考》、《金石存》、《别雅订》、《六书述部叙考证》等最有代表性，其中《别雅订》收入《四库全书》。另外著有《山阳志遗》，纠正了过去淮安地方志的许多讹误。还编有《山阳耆旧诗》等。

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廷征海内博物洽闻之士入京纂修《四库全书》，山夫为在征者之列，可惜这时他已逝世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国学大师、乾嘉学派的杰出先驱阎若璩，也出身于盐商之家。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明正德初年，其六世祖阎居訚[yīn]由山西太原迁来淮安，经营盐业，遂为淮安河下人。他在河下竹巷街住处，俗称阎家过道。阎若璩父亲阎修龄，为淮上名士，望社创始人之一，母亲是明嘉靖己未科状元、清河丁士美的孙女。阎若璩对九经诸史注疏，百家之说皆能暗诵，融会贯通。尤其长于考据，抉择讹误，引经据典，发先儒所未发。所作《古文尚书疏证》8卷，专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16篇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此后虽有抗辩诘难，而伪古文一案，终成定局。梁启超评价说：“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阎若璩学问渊博，顾炎武以所著《日知录》相示，若璩为改定数则，顾氏信服接受。尚书徐乾学主修《大清一统志》，延请若璩参与其事。他的著作尚有《毛朱诗说》1卷、《四书释地》6卷、《潜邱札纪》6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卷、《（困学纪闻）注》20卷，以及《眷西堂诗集》等。相国李天馥曾说：“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未可轻易示人。”其子阎咏承家学，举进士。

更值得河下人自豪的是，明代的大文豪、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是河下人，他家就住在河下打铜巷。他少时聪慧，博涉群籍，“髫龄即以文鸣于淮”。“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他的文才很早就受到郡守、前辈名公的赏识。所到之处，慕名而请他撰碑作记者很多，故有“吴碑半天下”之说。可是他的科举仕途却极不顺利，到40多岁才得了个贡生。61岁那年谋得长兴县丞。因为不谙吏道，两年后就拂袖而去。吴承恩自幼对野言稗史就有浓厚的的兴趣，在童子社学时，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dāi，等到]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晚年，绝意仕途，一心从事写作。他一生经历了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等五代，目睹了明朝帝王荒淫无耻、昏庸腐败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极为不满，然而空怀匡世济时之志，却无大展宏图之机。于是，他把自己的卓越才华和毕生心血倾注到《西游记》的创作中来，以文学为武器，与黑暗现实进行抗争。他搜集有关西天取经的各种传说、话本、唱词等，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作，终于著成一部百回本的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这部空前奇特的大书，是人类追求理想的颂歌，其间“神魔皆有性情，精魅亦通世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让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余，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

与吴承恩同时，是亲戚又是朋友的状元沈坤也是淮安河下人，家住竹巷街。沈坤，字伯生，号十洲，嘉靖二十年状元，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五年，他回乡守母丧时，不堪频频倭警和由此而来的凋蔽，毅然树起抗倭保家的大旗，散家资招募乡兵。不久，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四乡丁壮千余人，据民间传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参与。沈坤以大河卫为据点，又倡建联城，将乡兵按兵法部署，组织操练，违纪者照章惩处，使这支乡兵很快变得训练有素。

嘉靖三十六年，一路倭寇由宝应来犯，“贼纵火延烧，官兵且却”，独沈坤率部居城外，与倭激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乘胜追击。城上人望呼曰：‘状元兵’”（天启《淮安府志·人物》）。随后，“状元兵”又配合官兵，败倭于庙湾。民间传说，沈坤的乡兵开始无法对付倭寇锋利的倭刀，大伤脑筋。后沈坤从竹篾匠那里得到启示，挑选精壮士兵持大毛竹上阵，倭刀虽然能削毛竹，但毛竹前端却始终保持着锋利的切口，倭寇多被戮伤。这就是戚家军“狼筅”的原型。三十八年，“状元兵”又配合官军全歼入侵倭寇于姚家荡，将所歼之倭就地于伏击坑道内埋葬，成一大土堆，曰“埋倭墩”，至今仍存。

沈坤的壮举使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平倭之后，山阳人即在埋倭墩建报功祠，在沈坤故里河下竹巷街建状元楼，以示纪念。当时江北平倭最高指挥官李遂上书朝廷，用“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八个字荐举沈坤平倭之功。此外，如清代著名数学家骆腾凤，天文历算家汪椿，道光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等，均是河下人，他们的居住地均能确指。

河下历史上还出过两位巾帼名人。一位是南宋的民族英雄梁红玉，她曾经协助她的丈夫、名将韩世忠取得镇江之战、黄天荡之战的重大胜利。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在河下建祠塑像，岁时祭祀。还有一位是著名长篇弹词《笔生花》的作者、近代人邱心如。《笔生花》在艺术上独树一帜，郑振铎评价说：“和《再生缘》的后半部比较起来，邱心如的写作技巧和情绪要较梁德绳高明得多了。”邱心如夫家住河下茶巷头，娘家住杨天爵巷，相隔不过200余米。

与人文蔚起相对应，修建园林别业也成为盐商世家的一种时尚。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有近70座之多，其中主要是盐商所筑，而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尤负盛名。

曲江楼原是乡绅张新标依绿园中一胜。清初，这里曾是淮安著名文学社团——望社的主要活动地点。张氏“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萧山毛大可（奇龄）预其胜，赋《明河篇》，一夕传钞殆遍”（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其后，该园为盐商程用昌所得，易名“柳衣园”，中有曲江楼、云起阁、水西亭、半亩方塘和万斛香诸胜。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他们互相切磋，“磨龙浸润，文日益上”。其中以程氏为首的“曲江十子”所著的《曲江楼稿》风行海内。

菰蒲曲在伏龙洞，主人是盐商程嗣立。据《水南老人诗注》云：“癸亥正月，雪后招集园中看演《双簪记》传奇。晚晴月出，张灯树杪[miāo，树梢]，丝竹竞奏，雪月交映，最为胜集”（同上）。类似于此的文人雅集，隔三岔五，几乎月月都有。

荻庄是盐商程鉴的别业，园在萧湖中，有补烟亭、容之堂、平安馆、带湖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华溪渔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和留人诸胜，其子程沆致仕后，“于此宴集江南、北名流，拈题刻烛，一时称胜”（同上）。

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等等。

另外，盐商以其豪富，食厌珍错，其中美食家也很多。可以说，他们与素有“水大头”之称的河道总督署、漕运总督署的官吏们一起，共同成为创造淮扬菜系的真正主体（高岱明《淮安饮食文化》）。喜欢看病就医，也是盐商们的重要共同点。他们小病大医，无病进补，服药唯恐不贵，故悬壶者环居其侧，以为生财之肥源。故河下素有“丛医镇”之称。到已经衰落的民国年间，尚有诊所药店30多家。江苏中医界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北山阳”的医生主要以河下为渊薮。这里名医辈出，山阳医派的代表人物吴鞠通就是河下人。吴鞠通（1758－1836），名瑭，以字行，他是中医温病学的集大成者，所著《温病条辨》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此外，河下医人还写过数十种专业著作，并出过好多名太医。

关于河下盐商的豪奢，《淮安河下志》卷一有一段生动简括的描述：“方盐筴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

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赒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盐商们的奢华，是建立在中盐之益、特别是纲盐法给他们带来的巨利之上的。纲盐法创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它是把商人所领盐引编为纲册，凡纲册有名者，许其永占引窝，据为窝本，无名者不得加入。这对于解决当时产销矛盾，方便商运，疏销积引，曾起到积极作用。

清代承明末纲盐法，略有损益。至乾隆时期，淮盐的生产和销售进入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盐税的逐步增加，各级官吏的盘剥。加之捐输报效频繁和行盐中的舞弊，特别是纲盐商占据窝本后，渐渐变成子孙世袭，进又转租而坐收渔人之利，纯然成了一批坐吃“引”利的寄生虫，其弊端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淮北盐的产、运、销。至嘉庆、道光年间，食盐在盐场上每斤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霜雪之质，化为缁尘。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而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费，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月支万计。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其浮冒无忌类如此”（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由于盐价太高，致私盐猖獗，至道光初年。原先被淮商垄断的6省250州县的淮盐销售市场丧失殆尽，淮盐产大于销，大量积压（《江苏盐业史略》）。

时两江总督陶澍深知其弊，创行票盐法于淮北，规定凡富有之民，带资到淮北分司领取盐票，不论哪个省的人，也不限数额多少，皆可以由场灶引授盐，仍按引地行销。此举便把纲盐商世袭垄断的特权和暴利尽行剥夺。这一釜底抽薪之策使纲盐商们顿时陷入困境。

他们对陶澍恨之入骨，肆意诋毁，甚至编演剧目影射辱骂他。然而陶澍毅然推行，并把掣验所由河下迁到三十里外的王营西坝。因而不到十年时间，河下豪商之家便“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金壶浪墨》卷一）。

河下的衰落虽已历百年，但其传统文化的精华，仍传承不息。如在近百年的抵抗外侮中，继梁红玉、沈坤而起者，有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马革裹尸的民族英雄左宝贵（家于河下、墓亦在河下）；在抗日战争中，则有新安旅行团的抗日小英雄们的绝世壮举，他们从河下母校出发，行程数万里宣传抗日，为国际少儿运动史写下了最辉煌壮丽的一页。

如今，河下那古朴幽深的街巷和石板路，那曲折回环的文渠和萧湖，那瓦椽不整、隔扇半朽的古民居和古店面，那淳厚儒雅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情致，那盈耳触目、无处不在的独特的文化气息，仍在执着地昭示其不同寻常的历史履痕。河下到处蕴藏着丰厚的文化。我曾有诗赞曰：盐襟漕要，倾富流肥；甲第园林，竞豪逐奢。画舫湖光，小桥流水；楼阁峥嵘，坊表崔嵬。跨道越河，接踵联袂；长街幽弄，镌莲镂蕙①。闾阎栉比，“三儒”②荟萃；巷陌寻常，“三立”③追随。千古繁华，一旦式微。奇众逸多，搜罗难匮。寸土寸金，岂庸鼓吹?好生护持，兴淮贻惠。

注释：
①河下莲花街原为石板街，每块石板上都刻有莲花。今虽废，很多莲花石板尚存。
②河下旧为儒商、儒医、儒士云集之地。故云。
③河下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甚多，故云。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