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镇的文化轨迹 / 荀德麟

千年古镇的文化轨迹 / 荀德麟

淮安河下镇位于淮安新城之西、联城西北。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邗沟入淮处末口(在河下北辰坊,即邗沟的北端)筑有堰坝,保证运河水位,过往舟楫须到此盘坝方能人淮。河下地处古邗沟人淮处,是古北辰坊的一部分,所以河下的历史非常悠久。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这里屡罹水患,加之元明之际兵戎扰攘,遂致墟落苍凉。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运河,导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自鸭陈口入淮,运道改经淮安城西。河下居管家湖嘴,处黄、运之间,扼漕运要冲。由于地势卑下,河下遂由此得名。河下之名最早见于明末吴腾《淮城纪事》。

河下淮河五坝为民船、商船盘驳转搬之地,帆樯云集于此。特别是陈瑄创办了清江督造船厂,河下作为造船物资集散地,“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张鸿烈《山阳县志》序),遂一扫苍凉景象,河湖洲渚之间,日渐滋繁。今河下有钉铁巷、打铜巷、竹巷、绳巷等街巷名称,皆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淮安河下兴衰的重要因素是盐业。可以说,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淮北盐运线路、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都与它的繁华、寂寞息息相关。

明初,盐政采用“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于边,粮人仓后,发给凭证(盐引),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地点。盐引,即以盐若干斤为一“引”(明清两朝,最少时400斤为一引,最多时正余额一引达900多斤),每引纳税若干。销盐之地称“引地”,甲引地的盐妄人乙引地销售者为占销,占销者按律与售私盐同罪。明弘治(1488-1505)年间,山阳人、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开中之法,实施运司纳银制度,即召商开中引盐,纳银与盐运使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因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故“耕稼积粟无所用,遂辍业而归”。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这是因为,在明代,淮北盐场发明了滩晒制盐法,这种方法与煎盐相比,花工少,成本低,产量高,盐质好,使淮盐在我国盐业生产上迅速独占鳌头。

明初,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下辖通州、泰州、淮北三分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而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故一时“百万盐荚[cè,同策]辐辏[fúcòu,聚集]”。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验所圮[pī,毁坏]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到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淮北“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随着鹾[cuó,盐]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遂使河下达于极盛。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若而姓……”与此同时,还有的盐商从扬州迁居淮安河下。如程量越一支。程氏由歙[Shè,地名,在安徽]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皆极豪富。此外,汪氏自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徽迁淮,也成为著名鹾商。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住地和部分产业。

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使河下迅速成为闹市名区,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格局。从反映极盛时期的《淮安河下志》来看,河下有22条街,91条巷,共有13坊,街衢巷陌十分繁密。

因盐商的麇集骈至,河下聚落的面貌大为改观。“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罗家桥街一带,东自花巷头,西抵古菜桥,里巷相望,居民最为稠密。徽商程氏“以满浦一铺街(即湖嘴街)为商贾辐辏之地,地崎岖,不便往来。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由是继成善举者指不胜屈。郡城之外,悉成坦途”。(王光伯《淮安河下志》卷二)石板街迄今犹存估衣街、琵琶刘街、中街、花巷、茶巷、湖嘴大街、罗家桥街、大成巷、粉章巷、干鱼巷,还有罗家桥、萍果桥、来凤桥等。这些石板是由回空盐船从各地运来的。商务的兴盛,使得河下一带市廛[chán,集市]相连,商店鳞次栉比,市场繁多,如西湖嘴市、姜桥市、相家湾市、罗家桥市、古菜桥市、米市、柴市、西义桥市、兰市等。

市廛商务鼎盛,还可以从河下会馆的兴盛中窥其一斑。淮安会馆之设,大致始于乾、嘉以后。先是从业质库的徽州人,借灵王庙厅事同善堂为新安会馆。此后,侨寓淮安的各地商贾纷纷效仿,“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王光伯《淮安河下志》卷十六)。如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等。

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沙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备彩亭七座迎接”。随后“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见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程维高即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乾隆帝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荻庄建行宫,开御宴”。这一工程需银三百万两,“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球,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然(燃)烛”(王光伯《淮安河下志》卷十三)。

明清时期,山阳县为淮安府的附郭县。明弘治年间,邱浚写了一首《过山阳县》诗: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河下的繁华豪奢于此可见一斑。

盐商腰缠既满,亦思有所寄托。清山阳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写道:(盐商)“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

盐商以其富有,子弟有受教育的充分条件,宿儒名士也乐于选择其子弟授课。故数百年间,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弹丸之地,仅明清两朝,就出了67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时名闻遐迩。还有123名举人,140多名贡生(《淮安河下志》卷十三)。更有十余人在《明史》、《清史稿》有传。这一数量,令有“江南三大镇”之称的周庄、同里、甪直都望尘莫及。

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yín];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随园诗话》卷十二》)。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倡风雅最负盛名的人物,其中有三人寓居河下。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原为安东诸生,廪贡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辞。平素“善书法,好作画。或求其书,则以画应;求画,则以书应。求书画时,则与庄坐讲《毛诗》、《庄子》数则”(《清稗类钞》第九册《艺术类·程水南先生善书画》),一副文人名士的派头。他家筑有园林名“柳衣园”。程氏在此“集郡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骧、长洲沈德潜诸耆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当时,他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过从交游者遍于天下,“凡文人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淮安河下志》卷十三)。

程崟字夔周(州),先世歙人,因业鹾世居淮安河下,他则常侨寓扬州,“少即从方望溪(方苞)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登癸巳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其兄程銮曾当过两淮盐务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授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淮安河下志》卷十三)。征歌度曲是当时富商大贾慕悦风雅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程崟就是以精谙工尺闻名遐迩的盐商巨擘之一。

程晋芳,字鱼门,歙人,业鹾于淮。罄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博闻饱学之士与共讨论,后来御赐举人,授中书。不久又进士出身,授吏部主事,四库馆纂修。著有《周易知旨编》30余卷、《尚书古今文释义》40卷、《尚书古文解略》6卷、《诗毛郑异同考》10卷、《春秋左传翼疏》32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答问》12卷、《群书题跋》6卷、《桂宦书目》若干卷。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传世。他与袁枚、吴敬梓、阮元等均过从甚密。特别是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为莫逆之交,吴敬梓曾经在他家住了好几个月。他们还曾在南京、扬州等地一起交游谈文。程晋芳在与吴敬梓的交往中,写过不少诗文,还写过吴敬梓的小传。这些诗文,已成为研究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十分珍贵的资料。程晋芳与袁枚交往的诗文,也是研究袁枚的重要历史资料。《清史稿》有程晋芳传。

此外,盐商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程鉴等,皆为时所推重。

河下吴氏亦为山阳望族。盐商吴宁谔[è]为邑庠生,与从兄吴宁谧“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其子吴玉镕承继家学,淹贯群书,终成进士。侄子吴玉搢、吴玉揖、吴玉抱以及侄孙吴初枚、吴次枚等,“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其中,吴玉搢尤知名。吴玉搢(1698-1773),字藉五,号山夫,晚号顿研,或称钝根。他是康雍乾时期著名的朴学家。幼承家学,八九岁时即喜欢辨识古字。长大后遂究心六书,博极群书,对《三仓》、《尔雅》、《说文》、《字林》,金石文字,凡涉及六书的都穷年搜讨,旁及通儒著作。他为学必寻原彻委,审其同异,指陈得失,为海内学者所瞩目。他在京师时,著名朴学家翁方纲、朱竹筠都前去拜谒,以所著书相质。朴学家秦蕙田曾经对人说:“吾于海内见二奇士,其一为山夫也”。他所著《五礼通考》多出山夫手订。山夫一生著述很丰富,以《说文引经考》、《金石存》、《别雅订》、《六书述部叙考证》等最有代表性,其中《别雅订》收入《四库全书》。另外著有《山阳志遗》,纠正了过去淮安地方志的许多讹误。还编有《山阳耆旧诗》等。

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廷征海内博物洽闻之士入京纂修《四库全书》,山夫为在征者之列,可惜这时他已逝世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国学大师、乾嘉学派的杰出先驱阎若璩,也出身于盐商之家。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明正德初年,其六世祖阎居訚[yīn]由山西太原迁来淮安,经营盐业,遂为淮安河下人。他在河下竹巷街住处,俗称阎家过道。阎若璩父亲阎修龄,为淮上名士,望社创始人之一,母亲是明嘉靖己未科状元、清河丁士美的孙女。阎若璩对九经诸史注疏,百家之说皆能暗诵,融会贯通。尤其长于考据,抉择讹误,引经据典,发先儒所未发。所作《古文尚书疏证》8卷,专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16篇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此后虽有抗辩诘难,而伪古文一案,终成定局。梁启超评价说:“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阎若璩学问渊博,顾炎武以所著《日知录》相示,若璩为改定数则,顾氏信服接受。尚书徐乾学主修《大清一统志》,延请若璩参与其事。他的著作尚有《毛朱诗说》1卷、《四书释地》6卷、《潜邱札纪》6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卷、《(困学纪闻)注》20卷,以及《眷西堂诗集》等。相国李天馥曾说:“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未可轻易示人。”其子阎咏承家学,举进士。

更值得河下人自豪的是,明代的大文豪、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是河下人,他家就住在河下打铜巷。他少时聪慧,博涉群籍,“髫龄即以文鸣于淮”。“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他的文才很早就受到郡守、前辈名公的赏识。所到之处,慕名而请他撰碑作记者很多,故有“吴碑半天下”之说。可是他的科举仕途却极不顺利,到40多岁才得了个贡生。61岁那年谋得长兴县丞。因为不谙吏道,两年后就拂袖而去。吴承恩自幼对野言稗史就有浓厚的的兴趣,在童子社学时,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dāi,等到]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晚年,绝意仕途,一心从事写作。他一生经历了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等五代,目睹了明朝帝王荒淫无耻、昏庸腐败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极为不满,然而空怀匡世济时之志,却无大展宏图之机。于是,他把自己的卓越才华和毕生心血倾注到《西游记》的创作中来,以文学为武器,与黑暗现实进行抗争。他搜集有关西天取经的各种传说、话本、唱词等,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作,终于著成一部百回本的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这部空前奇特的大书,是人类追求理想的颂歌,其间“神魔皆有性情,精魅亦通世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让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余,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

与吴承恩同时,是亲戚又是朋友的状元沈坤也是淮安河下人,家住竹巷街。沈坤,字伯生,号十洲,嘉靖二十年状元,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五年,他回乡守母丧时,不堪频频倭警和由此而来的凋蔽,毅然树起抗倭保家的大旗,散家资招募乡兵。不久,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四乡丁壮千余人,据民间传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参与。沈坤以大河卫为据点,又倡建联城,将乡兵按兵法部署,组织操练,违纪者照章惩处,使这支乡兵很快变得训练有素。

嘉靖三十六年,一路倭寇由宝应来犯,“贼纵火延烧,官兵且却”,独沈坤率部居城外,与倭激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乘胜追击。城上人望呼曰:‘状元兵’”(天启《淮安府志·人物》)。随后,“状元兵”又配合官兵,败倭于庙湾。民间传说,沈坤的乡兵开始无法对付倭寇锋利的倭刀,大伤脑筋。后沈坤从竹篾匠那里得到启示,挑选精壮士兵持大毛竹上阵,倭刀虽然能削毛竹,但毛竹前端却始终保持着锋利的切口,倭寇多被戮伤。这就是戚家军“狼筅”的原型。三十八年,“状元兵”又配合官军全歼入侵倭寇于姚家荡,将所歼之倭就地于伏击坑道内埋葬,成一大土堆,曰“埋倭墩”,至今仍存。

沈坤的壮举使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平倭之后,山阳人即在埋倭墩建报功祠,在沈坤故里河下竹巷街建状元楼,以示纪念。当时江北平倭最高指挥官李遂上书朝廷,用“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八个字荐举沈坤平倭之功。此外,如清代著名数学家骆腾凤,天文历算家汪椿,道光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等,均是河下人,他们的居住地均能确指。

河下历史上还出过两位巾帼名人。一位是南宋的民族英雄梁红玉,她曾经协助她的丈夫、名将韩世忠取得镇江之战、黄天荡之战的重大胜利。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在河下建祠塑像,岁时祭祀。还有一位是著名长篇弹词《笔生花》的作者、近代人邱心如。《笔生花》在艺术上独树一帜,郑振铎评价说:“和《再生缘》的后半部比较起来,邱心如的写作技巧和情绪要较梁德绳高明得多了。”邱心如夫家住河下茶巷头,娘家住杨天爵巷,相隔不过200余米。

与人文蔚起相对应,修建园林别业也成为盐商世家的一种时尚。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有近70座之多,其中主要是盐商所筑,而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尤负盛名。

曲江楼原是乡绅张新标依绿园中一胜。清初,这里曾是淮安著名文学社团——望社的主要活动地点。张氏“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萧山毛大可(奇龄)预其胜,赋《明河篇》,一夕传钞殆遍”(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其后,该园为盐商程用昌所得,易名“柳衣园”,中有曲江楼、云起阁、水西亭、半亩方塘和万斛香诸胜。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他们互相切磋,“磨龙浸润,文日益上”。其中以程氏为首的“曲江十子”所著的《曲江楼稿》风行海内。

菰蒲曲在伏龙洞,主人是盐商程嗣立。据《水南老人诗注》云:“癸亥正月,雪后招集园中看演《双簪记》传奇。晚晴月出,张灯树杪[miāo,树梢],丝竹竞奏,雪月交映,最为胜集”(同上)。类似于此的文人雅集,隔三岔五,几乎月月都有。

荻庄是盐商程鉴的别业,园在萧湖中,有补烟亭、容之堂、平安馆、带湖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华溪渔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和留人诸胜,其子程沆致仕后,“于此宴集江南、北名流,拈题刻烛,一时称胜”(同上)。

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等等。

另外,盐商以其豪富,食厌珍错,其中美食家也很多。可以说,他们与素有“水大头”之称的河道总督署、漕运总督署的官吏们一起,共同成为创造淮扬菜系的真正主体(高岱明《淮安饮食文化》)。喜欢看病就医,也是盐商们的重要共同点。他们小病大医,无病进补,服药唯恐不贵,故悬壶者环居其侧,以为生财之肥源。故河下素有“丛医镇”之称。到已经衰落的民国年间,尚有诊所药店30多家。江苏中医界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北山阳”的医生主要以河下为渊薮。这里名医辈出,山阳医派的代表人物吴鞠通就是河下人。吴鞠通(1758-1836),名瑭,以字行,他是中医温病学的集大成者,所著《温病条辨》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此外,河下医人还写过数十种专业著作,并出过好多名太医。

关于河下盐商的豪奢,《淮安河下志》卷一有一段生动简括的描述:“方盐筴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

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赒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盐商们的奢华,是建立在中盐之益、特别是纲盐法给他们带来的巨利之上的。纲盐法创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它是把商人所领盐引编为纲册,凡纲册有名者,许其永占引窝,据为窝本,无名者不得加入。这对于解决当时产销矛盾,方便商运,疏销积引,曾起到积极作用。

清代承明末纲盐法,略有损益。至乾隆时期,淮盐的生产和销售进入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盐税的逐步增加,各级官吏的盘剥。加之捐输报效频繁和行盐中的舞弊,特别是纲盐商占据窝本后,渐渐变成子孙世袭,进又转租而坐收渔人之利,纯然成了一批坐吃“引”利的寄生虫,其弊端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淮北盐的产、运、销。至嘉庆、道光年间,食盐在盐场上每斤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霜雪之质,化为缁尘。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而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费,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月支万计。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其浮冒无忌类如此”(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由于盐价太高,致私盐猖獗,至道光初年。原先被淮商垄断的6省250州县的淮盐销售市场丧失殆尽,淮盐产大于销,大量积压(《江苏盐业史略》)。

时两江总督陶澍深知其弊,创行票盐法于淮北,规定凡富有之民,带资到淮北分司领取盐票,不论哪个省的人,也不限数额多少,皆可以由场灶引授盐,仍按引地行销。此举便把纲盐商世袭垄断的特权和暴利尽行剥夺。这一釜底抽薪之策使纲盐商们顿时陷入困境。

他们对陶澍恨之入骨,肆意诋毁,甚至编演剧目影射辱骂他。然而陶澍毅然推行,并把掣验所由河下迁到三十里外的王营西坝。因而不到十年时间,河下豪商之家便“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金壶浪墨》卷一)。

河下的衰落虽已历百年,但其传统文化的精华,仍传承不息。如在近百年的抵抗外侮中,继梁红玉、沈坤而起者,有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马革裹尸的民族英雄左宝贵(家于河下、墓亦在河下);在抗日战争中,则有新安旅行团的抗日小英雄们的绝世壮举,他们从河下母校出发,行程数万里宣传抗日,为国际少儿运动史写下了最辉煌壮丽的一页。

如今,河下那古朴幽深的街巷和石板路,那曲折回环的文渠和萧湖,那瓦椽不整、隔扇半朽的古民居和古店面,那淳厚儒雅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情致,那盈耳触目、无处不在的独特的文化气息,仍在执着地昭示其不同寻常的历史履痕。河下到处蕴藏着丰厚的文化。我曾有诗赞曰:盐襟漕要,倾富流肥;甲第园林,竞豪逐奢。画舫湖光,小桥流水;楼阁峥嵘,坊表崔嵬。跨道越河,接踵联袂;长街幽弄,镌莲镂蕙①。闾阎栉比,“三儒”②荟萃;巷陌寻常,“三立”③追随。千古繁华,一旦式微。奇众逸多,搜罗难匮。寸土寸金,岂庸鼓吹?好生护持,兴淮贻惠。

注释:
①河下莲花街原为石板街,每块石板上都刻有莲花。今虽废,很多莲花石板尚存。
②河下旧为儒商、儒医、儒士云集之地。故云。
③河下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甚多,故云。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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