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夹缝中崛起的民族金融家 / 徐行

——周作民和他的金城银行

苏北古城淮安出了两位当代大名人,都姓周又都长期活跃于上海,接触不多却颇相知,两次会见正照射出两个时代——他们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和金城银行大老板周作民。

二周幸会 佳话永存

1951年6月,周作民从香港一脚回到北京,当即由乔冠华陪同进中南海会见周总理,二周紧紧握手,互道久违,亲切回忆重庆首次会见,都为短短6年祖国巨变而兴奋。总理盛赞金城银行的历史贡献,欢迎周作民在老辈金融家中第一个回归新中国,接着恳切地说:“中华百废待兴,新民主主义阶段很长,像周先生这样理财专家正大有用武之地啊1”双方于是拉起家常,总理说:“记得上次见面时我曾说过,同乡、同姓颇难得,论年龄和成就您都是我的老前辈。只是您和我都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真想念古淮城啊1”周作民连忙说:“总理才智远胜作民百倍,‘老前辈’愧不敢当。祖国承平了,淮安也会好起来的。”周作民素知周总来胸怀坦荡,此刻更钦佩总理平易近人,于是略带歉意说:“蒙总理和南行长(其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盛情召唤,作民本该早日来归,但金城香港有行,南洋有业,要稍事料理;又不能不向那一边打声招呼,广州解放前夕曾派人去向张群先生告别,今日一并向总理汇报,想蒙垂鉴”,总理会意微笑道:“周先生过虑了。前些日子您的代表徐国懋先生和我见面时已说过这些事,我当时便说:您和岳军(即张群)先生等乃多年挚友,而您和共产党毕竟还是新交;我们不但支持您和在港、台、美的老朋友保持联系,还想特别请您向(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等老辈金融家和政学系诸公致意,就说共产党掌权后更要广交朋友,欢迎大家在方便时回大陆来看看。”乔冠华插话说;“(廖)承志、(章)汉夫和我在港时多次和作民先生接触,蒙金城多方资助(按:周作民曾大力资助中共在香港办的报刊),大批留港民主人士能够及时赶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从香港到天津的轮船便是由金城出资租用的,听说还亏了不少钱。”周作民连忙说:“那小意思、小意思,就算金城银行奉献给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一点见面S礼吧!”

现年已89岁的徐国懋先生,人称“徐国老”(按:本文曾经他审阅,现已去世)。长期任民革中共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他抗战前进入金城银行,一直是周作民的左右手。去危城广州向张群告别的是他,在香港租船送民主人士北上也有他插手,40年后追叙往事,颇多感慨。他记得张群当时回话也很干脆:“金城的事业已大都在共区,当然要派人回去主持,我看你徐先生就该先回上海,周先生不妨在香港再观望一下。”至于租船之事,由于国民党当时还封锁着大陆,金城不得不出高价租外国轮船,从香港装运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和小五金,回程运开滦煤炭,不料正碰上香港煤价大跌,金城一次亏损港币64万元,远非“小意思”了!

促成周作民尽快回大陆还有另一插曲:徐国懋按周作民的决定子1950年10月返沪,当即接替周作民担任金城银行的总经理。此后,徐国懋不断向周作民汇报共产党对私营企业的统筹兼顾政策,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对周作民的殷切期望。周作民深为感动,在复函中说金城银行今后也应当是新中国对外窗口之一,他要在返大陆前把香港金城的极基再巩固一下,已和香港中国银行商定互通有无,共同维护新中国在海外的金融威信。该行也完全赞同,更希望周作民再向北京高层领导通通气。徐国懋于是立即晋京,经黄炎培、卢作孚的介绍而找到了南汉宸。南行长当即约见卢作孚、徐国懋,明确表示:“周先生老谋深算,国家和私人银行在港互助正是金融方面的统一战线。”南行长当即电告香港中国银行,拨付周作民500万元港币,作为在香港金城银行定期一年的存款。讲到此,徐国老十分激动:“顾大局便不算小帐,都为着振兴中华嘛!”

一行兴起 百业得利

淮安地处苏北中部,明清两朝设有漕运总督、淮安府和山阳县三级官衙,历史上又涌现过韩信、枚乘、梁红玉、关天培、吴承恩、刘鹗等硕士名将,国务院将淮安列入历史文化名城并撤县设市了。然而,在清朝末年,淮安日益贫困,一批有志青年纷纷走出家门谋求救国救乡,周作民便是其中之一。

周作民(1882-1955)的父亲中过举,做过一任知县,秉性清高终于潦倒。周作民少年曾受教于刘鹗和罗振玉,写得一手好字。1906年经罗振玉推荐去广东学堂学习,同年考取官费去日本学经济。羡慕日本明治维新,他取号“维新”;钦佩三菱、三井财团,立志要在中国创建新型银行。1908年因官费停发而辍学回国,他先在南京政法学堂任翻译,继于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科长,旋随政府北迁升任库藏司司长兼驻交通银行国库稽核,后专任交通银行的稽核主任,逐渐成为交通系的头面人物。

金城银行由周作民一手创办于1917年。第一次实收股金50万元,北洋军阀占9成多,主要仰仗于安徽督军倪嗣冲——那时也只有他们腰缠万贯,希望有私人银行做“内帐房”;而交通系人物掌财权,善经营,也正需要另办私人银行作“自留地”,扩展自己的实力。金城银行开创时设总行于北方最大商埠天津,又设总经理处于政治中心北京,正是为着就近联络官府和军阀。从国际气候看,西方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华控制稍有放松,我国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很需要银行输血。金城于是开张大吉,逐步在上海、汉口、大连等处设立分支机构,向全国伸展了。

到1927年,北洋军阀纷纷垮台,国民党重建国民政府于南京,周作民已结识张群、吴鼎昌而拉上政学系做靠山,他自己又上庐山觐见蒋介石并受蒋器重,金城银行于是将指挥中心南移上海,如今已是上海交通银行所在地的江西中路上那座大理石大楼便是原金城银行总部。金城南迁后扩大征股,实收股金700万元,民族工商业资金大量涌入,军阀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已下降到一半左右。从此刻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乃金城的黄金时期,分支机构增至50多处,员工总数达700多人;1937年存款15900多万元,放款11000多万元,在私人银行中名列前茅。

抗战期间,金城在沦陷区大收缩,却又在大后方增设分支机构23处,在重庆另设总管理处。

周作民原本贫寒一书生,金城初创时仅占股一万元,到1927年也仅增至10万元。但他始终是金城的灵魂,从1917年到1949年担任总经理32年,1935年起兼任、1951年起专任董事长,他以金城为基地不断扩展自己的事业,更以金城为“血库”支持众多民族工商企业,他是旧中国金融史上一位闪光人物,他那进取精神和运筹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总结借鉴。比如:

他强调一业为主,始终以办好金城银行为核心,逐步扩展了存放、储蓄、汇兑、贴现、证券、保管业务,他强调分散经营,集中管理,分支机构始终由总行统一调度;在开创时他还不得已用请吃饭、提回扣及至陪军阀官僚的太太们打牌来拉大宗存款,而到稍有基础后则大力开展多种储蓄来吸收社会游资I他重视和大中企业往来合作,又在许多城市开放小额低息贷款,以支持小商贩和手工业。

他重视信息,特在总行设调查科,研究国内外市场动态,以确保放款和投资安全有利。曾派专人去日本学习仓储管理,并办学习班加以推广。他重视人才,用重金聘请专家去金城担任领导职务。徐国老曾获美国博士,原已在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任要职。因仰慕周作民而转入金城。金城职员经考试录用,上岗前还要再去由金城资助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培训,业务尖子还由金城出资去国外进修。

他不断扩展多种经管,由金城独资或参资的企业颇多,又经常随市场变化而更换经营项目,先后从事过大宗棉、粮、煤的买卖、运输以及仓储、保险;太平洋保险公司办得尤为出色;有水、火、船壳、木驳、汽车、电梯:意外、兵、盗、人寿等多种保险,还在香港、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开设分公司,直接经营或代管新裕纱厂和诚孚铁工厂。又开办纺织实验所从事科技研究。

金城曾投资100多万元支持华北农业改进研究社,在河北定县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又发放农业贷款100多万元,在陕、豫、晋三省组织了16个棉花产销合作社——在当时更属具有远见的投资了。

周作民还曾大力资助过《大公报》和黄炎培先生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可见他已懂得新闻舆论和社会教育的重要,眼光可比钱庄老板们远大多了。

金诚、盐业、中南、大陆4家私人银行都开办于我国北方,统称“北四行”;1927年前后又都将总部南迁上海,为和宁波帮、广东帮的南方金融资本相抗衡,“北四行”曾设立四行联合营业所,建立准备库;其中中南为侨资银行而拥有纸币发行权,并以准备库作后盾。“北四行”又联合创建“四行储蓄会”,到抗战前夕吸收游资曾高达1亿多元。该会于1933年前后投资500万元兴建起当时远东第一高楼——24层的国际饭店。谢晋元团长后来率领800壮士与日寇血战,赖以坚守的正是“北四行”在苏州河边的高大仓库。

工商输血 巨头携手

周作民最看重投资的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民族工商业,金城经常放款的对象曾多达100余家,遍及纺织、化工、煤矿、铁路、航运等业,其中有天津恒源、裕元纱厂,南通大生纱厂,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河北开滦、井陉、六河沟、河南焦作,山东中兴,安徽大通等煤矿,,四川民生轮船公司,上海中华造船厂、闸北水电公司等等。正是靠金城不断输血,这些由我国老辈资本家辛勤劬业的企业,在外商和本国官僚资本双重夹击下,仍能生存发展,且全国解放后大都成了本业的骨干,周作民的历史贡献也就在其中矣1最突出的是周作民和范旭东、卢作孚这两位同辈工业巨头之间荣辱与共乃至生死相依的血肉深情。

周作民、范旭东在日本留学时便志同道合。范旭东决心开创中国的化学工业,先做精盐再制碱,又马不停蹄开办硫酸氩厂,誓与洋商抗衡。周作民对其无限信任,全力撑腰。永利制碱初成,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一面削价倾销,想把永利扼杀在摇篮里,一面又拉拢范旭东“合作”,欲将永利收购吞并,范旭东寸土不让,坚持独力自办;周作民不怕风险,独身允诺永利可在金城银行无限透支,1926年竞透支达60万元。1934年,范旭东为兴办硫酸氩厂而为永利扩股550万元,金城和上海、中南三家私人银行当即认购200万元。

抗战尚未结束,范旭东已筹划胜利后大干,访美接洽到1600万美元借款,但美方提出要中国银行担保。范旭东赶快回国向宋子文申请,宋子文怪范旭东事先未请示而拒绝担保。范旭东忧愤得病,1945年10月才61岁便在重庆去世。周作民后来飞重庆第二次觐见蒋介石时,周作民又历数范旭东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贡献,“还望主席继续保护”(周作民大日记中语)永利;接着由侯德榜陪同,参观了永利在大后方兴办的工厂,一再称赞范旭东为中国化工之父,为这位事业知已不幸早逝而频频流泪。

卢作孚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受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排挤,一直规模很小,难出川江。1935年,卢作孚锐意扩展,计划发行债券100万元,慕名而来上海初访周作民,两人一见如故,周作民满口应承:“100万由金城一家包,我也干;但民生根基在四川,你最好先请川帮银行撑腰,剩多剩少全由我在上海替你凑齐。”卢作孚大喜过望,回川大讲周作民如何仗义,而周作民也在上海宣扬卢作孚事业心如何强。结果,中国、交通、中南和川帮聚兴诚、川康、美丰等银行合购60万元,金城银行独购40万元。民生公司于是扩展长江航线,又试开远洋航线。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和江南部分工厂迁移,大都由民生公司承运。卢作孚同样在抗战末期也筹划大干。和加拿大谈妥i500万加元借款,对方要求由中国政府担保,加上民生公司自筹美金200万元在加订购船舶。卢作孚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担保并按官价结汇美金200万元。政府既同意卢作孚的要求,又要挟让官股挤民生公司。卢作事不愿受官僚资本挟制,转请张群斡旋。张群提出折衷办法,政府出面担任,外汇由民生自筹;借款系私人企业出面,政府趁机插入官股影响不好。结果,借款按此议靠成,周作民再为卢作孚垫付美金100万元。

金城银行自1921年便成了范旭东的财务后台,周作民便一直是永利公司的董事长。但范旭东在世时,周作民对永利内部事务,从不过问,还曾对徐国懋说过:“范先生能力和自信心都很强,又有大专家侯德榜在身边,我若插手反会误事。”范旭东突然去世,周作民立即分挑永利重担,他在1945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后关于永利事业的进展,自当尽力为之。”1946年3月20日又写道:“永利在余家举行董事会,余第一次与会主席也。”

周作民扶助上海中华造船厂更显现手面大而作风细。该厂创办人杨俊生(1890–1982)也是淮安人,16岁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而参加同盟会,奉派回国参与辛亥起义。民国建立,他又奉中山先生之命再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造船,后在日本三菱造船所任工程师,并娶日本姑娘为妻。他1924年毅然携妻子回国,立志开拓中国的造船工业,上海沿黄浦江金华地段已无他插足余地,只好去荒凉的复兴岛办起大中华造船机器厂,1934年破天荒地造出了载重2千吨的海轮“大达”号,震惊了航运和造船两业。但杨先生长于技术而短于经营,企业亏损巨大,英商瑞镕船厂趁机逼债而告到法院。因“大中华”为无限公司便连杨家住宅也封了门。大律师沈钧儒挺身为杨俊生义务辩护,向法庭指出本案关系国家尊严,不能容忍外商卡中国人脖子。诉讼和解,沈钧儒问杨俊生:“我只会帮你打官司,你一屁股的债昨办?”杨说:“周作民是我老乡,卢作孚、范旭东我也认得,这‘三巨头’正好全在上海,肯定会拉我一把的!”“三巨头”果然一说心动,周作民先请会计师去查帐,结果证明杨俊生造船工精料好,却不顾血本,周作民打趣说:“我的老乡亲,您是出色的厂长却当不了经理噢1”于是,由“三巨头”出面改组“大中华”为“中华”,周作民出任董事长,卢作孚兼任常务董事,调去一批管理人员;扩充资本25万元,金城出12.5万元,民生出12万元,从不在外投资的范旭东也凑了5千元。

时至今日,永利、民生、中华都仍是本业中的巨人,几位辛勤“保姆”应当含笑九泉矣!

八面玲珑 几遭厄运

周作民在旧中国金融界崛起驰骋,也在政治漩涡中翻卷滚腾,的确是一位多棱角、难评定的风云人物。他先依靠北洋军阀倪嗣冲、徐树铮等起家,接着为蒋介石、汪精卫所器重,和张群、吴鼎昌乃至戴笠、杜月笙、周佛海等都私交甚笃,最后又受共产党的礼遇,人称“八面玲珑翁不倒”,其实他也曾几遭厄运。

据徐国老回忆,周作民两次觐见蒋介石,都恭呈金融改革方案,这表明他曾把蒋介石作为领袖来崇敬,希望蒋介石能领导中国富强——今日看来属幻想,历史进程说明了这一点。

南京沦陷,周作民先随大流撤退武汉,但未再去大后方,却绕道香港回到上海租界。这是因为他对抗战缺少信心,更舍不下金城在沦陷区的产业,希望能以自己“日本通”而竭力维护,为此曾调派几位留学日本的人担任北方几个分行的经理。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港后先把他和一批留港上海名人抓了起来,人身拘禁却又生活优待,几个月后又用专机把他们送回上海,周作民从此和大汉奸周佛海乃至日本侵华军头目往来密切了起来。

徐国懋抗战中在重庆,对周作民这一阶段在上海的活动也不很清楚。徐国懋一胜利便返沪,但见周作民愁眉不展,深居简出,范旭东去世也未能立即吊唁,市面上又谣言频起,一夕数惊,都说几位接收大员要追究周作民的“汉奸罪”;某一“党国要人”亲自写信向周作民。借款”,一笔就索去黄金千两;甚至一星期之内,先有军统特务把周作民从金城银行抓走,继有汤恩伯的军队把周的住宅包围起来。奇怪的是那时正在上海的戴笠两次都亲自出马解救,先一次命令自己的下属“马上放人”,向周先生道歉”,后一次则自己带领人马去赶走包围周宅的部队。风声越闹越大,周作民成了惊弓之鸟,众议之的,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为周作民解围,向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戴笠、吴绍澍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电报:“查周作民君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以免误会为要”。周作民这才得到保护伞,连忙飞重庆去“谢恩”。

是什么样的“秘密工作”呢?徐国老也只能“说个大概”:蒋介石对抗日从消极摇摆而逐渐稳定,在战场厮杀的同时又不断与日暗中议和,周作民便以其特殊身分担当起议和秘使——历史证明还仅仅是一路议和交易中的秘使之一;开始时蒋介石曲意求和,后期随形势变化,由日方主动试探撇开美国而单独和中国议和,以便腾出兵力去应付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投降前几个月,由戴笠授意又经日本占领军默许,军统就在周作民的住宅内架设起一座和重庆通报的无线电台,而主持其事的正是“杜月笙的影子”徐采丞。据徐国老从周作民日记中看到:蒋介石、何应钦和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问,顾祝同、戴笠和陈公博、周佛海之问的往来电报,直到最后何应钦给冈村宁次的投降令,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的命令,均通过周宅这部电台收到,周作民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之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银行家竟扮演如此角色,他可算长袖善舞了1

该怎样评价这一“秘密工作”呢?徐国老认为:“周作民乃奉命行事,责任全在蒋介石;检阅周作民参与议和的全过程,并未发现有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而纵观周作民的一生,始终志在发展实业,幻想通过资本主义化而使中国富强;他周旋官场,全为着维护金城银行,无党无派也无意做官,在国民党当政时挂了一堆“委员”空衔,而在日伪时期,汪系报纸曾报道周作民将出任汪伪的“财政部长”,周看后一笑置之:“那是亡命之徒才干的!”相反,金城银行原大连分行经理钱大槐,官欲熏心而出任汪伪“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总裁由周佛海兼任),结果连脑袋也赔了进去!

周作民擅长交际,见机而作,难能可贵的是,也待人真诚,值得信赖,又不断窥测方向,始终随时代前进。这就有必要补叙一下他首次和周恩来在重庆的会见。时间1946年年初,地点是周恩来南开中学一位同学家。专程去谒蒋的大银行家不避风险,主动秘密约见受着盯梢的中共首脑人物,说是“叙叙乡谊”,奥妙耐人寻味。会见者均已故世,周作民不仅未留下任向记录,他生前又讨厌卖弄自已,连徐国老也不了解此次会见的细节,但周作民曾偶尔谈过的一件小事倒也别具情趣:周作民说尚有胞弟一家留在已第一次解放的淮安城,币制不同又汇兑不通便想请周恩来转些钱去,说着还真的掏出现钞来;周恩来一口应承,又打趣道:“共产党再穷总还养得起令弟一家,我通知当地人民政府照办就是了。”投桃报李,周作民两年之后便在香港大力资助共产党了。

更何况,周作民那次是挥泪离沪去港的啊1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金圆券出笼,限令人民交出黄金、外币去兑成那日贬夜跌的“花纸头”,否则便按“破坏金融”治罪。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来沪“督导”,“约请”或拘捕了一大批工商界头面人士进行追逼,于是和周作民当面交锋。周作民说:“金城的黄金、外币已悉数申报,我本人仅有五仟美钞。”小蒋说:“谁会相信你的话?我有办法叫你交出来!你回去想想,非经我的许可不准离开上海!”周作民哪敢回家,躲进外国人开的虹桥疗养院避风,急派徐国懋去南京报警;张群立即向蒋介石汇报通融,老蒋也果真电令小蒋不要逼周。但周作民已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偷偷上美国人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再由美国人护送,经广州去了香港。

储安平先生当时在其主编的《观察》杂志上,痛斥金圆券骗局为《滥污!滥污!一切滥污!!》我们今日又何妨说:蒋介石用金圆券又括去若干吨黄金,却永远丧失了大陆,小蒋一怒竟把周作民这样的人赶去香港“亲共”了!历史惯会捉弄人,当局者不可不慎啊!

一生谋财 两袖清风

徐国懋在香港奉命回沪主持金城银行,周作民流泪赠言:“金城是你我的心血,可要善始善终啊!”他自己也很快返京,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并被增补为委员。返沪后,潘汉年副市长为他设宴洗尘。1951年9月,“北四行”加上由四行储蓄会改成的联合银行,申请改为公私合营,周作民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全国60家已合营和仍私营的银行全面改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作民又出任副董事长。按他的经历和擅长,本可再去香港施展一番,再为新中国开拓海外金融。碍于当时形势有变,周作民又年迈多病,归来后一直蛰居上海,这对国家和他自己都实在是损失和憾事!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3岁。周作民毕生谋财,死时却两袖清风。他认定子女在新中国自有前程,不可仰仗父辈余荫,因而立下遗嘱要把毕生私蓄和珍藏文物全部捐献国家。他的财物原已大都移去香港,他死后由亲属申请人民银行协助运回,再按遗嘱悉数捐献,计有;美金、证券约25万美元,金城股票约人民币100万元;古书5300余册,字画、碑贴、古玩等1045件——这批文物还根据他的遗愿先展出再捐献,因为他说自己爱古董并不精通,可能上当,要请行家剔出赝品,不可欺误后人,这也最后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

上海新辟的虹桥开发区已高楼林立,但边上却有一座大花园幽静典雅,花木繁茂,这便是宋庆龄陵园,一代巾帼伟人长眠于此。在宋陵的西北角,大片绿地如茵,10来座形状各异的矮坟占缀其上,这便是虽未挂牌却已众所周知的上海名人墓区。他们中有抗日英雄谢晋元,爱国侨领马相伯,因呼号救国而惨遭暗杀的杨杏佛,率领市民奋勇抗日的王屏南,著名新闻记者金仲华,以及由袁世凯的“智囊”转变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湘潭才子”杨度……他们原来并非都埋葬此地,有的还在“文革”中惨遭掘墓鞭尸。拨乱反正后,随着宋陵的兴建,党和政府特辟此角,移葬一批和宋庆龄同时代的上海名人,请他们永远陪伴这位国家名誉主席,也体现党和人民对老一辈爱国人士的崇敬和怀念。1987年8月,周作民新墓在这里落成,市政协特在墓前举行纪念仪式。说来也巧:周作民和颜惠庆本儿女亲家,又在此永结芳邻了!

市政协副主席徐以枋在仪式上称颂周作民是位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开拓创新的爱国金融家,这评价很崇高也是很公道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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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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