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家殷自芳及其《筹运篇》 / 仲勉

殷自芳,字沚南,亦作“芷兰”,号霜圃,别号松竹堂氏,晚号淮南老人,生卒年代不详。据殷氏后裔提供,殷自芳享年79岁,大约生活在1820-1920年间,是晚清淮安著名的水利专家。

殷氏祖籍安徽,清初来淮安河下定居,世代经营盐业,本是一商业大户。现今,在河下估衣街西段北侧的老市河南岸,尚有一地名“殷家码头”,即殷氏先辈为运盐所建的私家码头。道光年间,海运开通,淮北海盐不再运到淮安批验抽税,致殷家失去盐业之利,从此一蹶不振。咸丰间,黄河改道,后津浦铁路又修成,运河漕运失势,殷氏家族更加衰落。殷自芳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没落的盐商家庭。由于家业颓败,殷父不得不弃商另找出路,在板闸淮关谋了个书吏的差事以维持一家人生活。殷自芳“少好读书,为人诚朴,重然诺,孤介不偕于俗,工古文,横溢有奇,千言立就。”(《续纂山阳县志·人物》)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考取秀才(《淮山肄雅录》),后又被补为“增贡”,官“侯选训导”。当时官场腐败,殷自芳无钱打通“关节”,始终没有“实授”,经人举荐到河道衙门堤工局任职,从此“碌碌河干”数十年,为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利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道成年间,苏北地区屡遭水旱灾害,水利设施损坏严重。同治初年,旱情严重,淮安老市河、涧河失修淤塞,农田无法灌溉,作物严重歉收,殷自芳为解民困,与邑人杨绂来(字锡章)等两次赴都察院,吁请在“乌沙河裕民闸旁重建石洞,改旧盐河为新市河,挑宽加深礼字坝,……由新城护城河到下关,再于下关开河一条达古黄河,引水入旧市河”,以解决淮东数十万亩农田灌溉问题。这一计划经工部核准兴办,于同治三年(1864)秋开工,次年春竣工。当时“局设城内观音寺”,由殷自芳、马也良、刘可美、王亦明等董其事。从此“两岸田亩顿变上腴”,而以“殷自芳一人之力为多”(《续纂山阳县志·水利》)。

同治五年(1866)夏,苏北大水,“淮运盛涨,……清水潭(在高邮)迤南二闸南墙倒卸,带塌正堤过水,口宽二百七十余丈”。(《江苏水利全书》十九卷)“洪涛巨流,横竖数百里,兴(泰兴)、泰城中水深数尺,而禾稼之淹伤,庐舍之漂没,其惨更不忍言。”此年大水震惊朝野,清廷查办了护堤不力的官员,两江总督李鸿章、漕河总督张之万奏派两淮盐运使丁日昌、候补知府程国熙督办堵缺。当时有识之士裴荫森、丁显、殷自芳等纷纷撰文提出治淮方略。如裴有《上河督请复淮水故道书》、丁有《黄淮分合管议》《黄河北徙应复淮水故道有利无害论》、殷有《导淮刍议》等。殷自芳凭多年治水经验,就清水潭缺口提出二十余条建议被堤工局张屺堂采纳,并参与指挥堵决的施工。堤坝由两头向中间围筑,传说堤坝筑成后,仍有两丈余漏水难以合拢,殷亲自乘小舟到潭中察看,然后令民工将数百石石灰投入水中。第二日,水中漂起一条丈余似蛇又似鳝的怪物,从此堤坝不再漏水,得以合拢。次年,殷自芳主持拆建车逻坝、南关坝(均在高邮境内),修“六安闸西堤三千余丈以及港口等处并东堤一千余丈”。再次年春,又“修筑蒇事高邮城北西堤一千余丈以及东西两岸要工”。

光绪三年(11877),殷自芳经过长期考察研究,提议疏浚、拓宽市河、十字河,以彻底解决淮安东乡农田排灌问题。因工程浩大,占地较多,直接触犯了部分地主利益,以丁晏、黄柏生等为首的绅士,纷纷去南京两江督署告状。两江总督左宗棠亲自审理,认为殷自芳的建议有益农事,合乎民情。但反对的官员亦不乏其人,此事一拖几年,直到光绪八年(1882),督署方下令淮扬道桂嵩庆檄淮扬镇章合才派兵协助兴挑。工程完成后,市河形成“一头(仇桥老集头)、二腹(小市河、十字河)、三屠(三条入马家荡河道河道)网络,扩大了水灌面积。“复经拆造石洞,委朱光照、赵溶监修,光绪九年(1883)四月竣工”,本着受益多寡,合理负担费用,只“用银三千余两”,从此淮东乡一带免除旱涝之患,故有“金都梁”、“银黄荡”之说。清末,黄荡村(在淮安流均)绅民曾在十字河边树有“殷自芳长生禄位碑”,以缅怀其功绩。

殷自芳一生服务于堤工局,河道衙门内大小职务均为“肥缺”,而他却能洁身自好,“与名利两字,久付浮云”(《与裴樾岑书》)。他生活淡泊,居无定所,曾先后寄寓河下估衣街的铁钉巷、周官巷等处。到年逾半百,事业稍有成就,方购置河下三条巷一处茅屋(现河下三条巷28号),书室题名“松竹草堂”。晚年徜徉其间,与友人吟诗唱和,怡然自乐。病殁后,墓葬淮东乡凤谷村孙庄(今淮安博里乡孙庄小学处)。

《筹运篇》是殷自芳水利方面的代表作,包括《缘起》和正文六篇,全面地阐述了他筹划运河排灌、航运的主张。

运河是贯串苏北具有灌溉航运之利的一条重要河流。“淮扬下河为高、宝、江(江都)、甘(甘泉,民国后废,入江都)、兴、泰、东台、山阳、盐、阜十州县,厥土涂泥,其谷宜稻,灌溉之源在运河。”这一广大地区“秋稔所获,民食既饶,且可粜济邻省”,由于地势低洼,古来“畏水如虎,又复惜水如金;视水如仇,又复倚水如命。”(《筹运篇缘起》)所以治理好运河显得特别重要,也是作者写作《筹运篇》的缘由。

首先,殷自芳指出:运河泛滥成灾“其病亦不在运河,而在淮泗去路之未疏”,“经画运河之上源,尤下河水利之本”。如果一味加高河堤,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然是事倍功半,舍本求末。淮河、黄河水系必须脉络清楚,各行其路。淮河洪水如果全部注入运河,必然缺堤泛滥。还应该疏导河南、安徽、山东客水,阻止其流入运河,否则如“漠视边防而修葺腹地之城垣堡寨,以御外侮者乎”。

山东客水压境是苏北运河及其它各河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殷自芳分析由山东发源的汶、泗、沂诸水“自骆马湖淤废入江(苏)境后,无一停蓄之处,建瓴倾泻……泰安、兖(兖州)、沂(临沂)、曹(今菏泽)、济(济宁)诸府州,倘连雨不止,则中河(指清河杨庄以北段运河)暴涨不已,运河(指里运河)已有淮、湖之水先踞其中,又遭此项,非常盛潦,势难容纳,其害数倍于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殷自芳认为,应“减中河之水入盐河也”,“修补盐河堤工以卫民田,并挑浚筦、渎河以畅去路也,旧黄河为淮、泗故道而河底较高,经费较巨,收效较迟,盐河非淮、泗故道而河底较深,经费较省,收效较速。”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是切实可行之办法。

其次,殷自芳认为从明代隆庆、万历到道光三百年间,“治河名臣均主‘束清刷黄’(即束淮河清流入黄河以刷浊流——笔者),坚守六坝(洪泽湖向北排水的仁、义、礼、智、信等坝)”,仅为保证漕运这是不妥当的。当时提出这样的见解,可谓有胆有识。“坚守六坝,俾淮水会黄入海,仅以余波入运”,这样到了“亢旸之年”则“农田需水吃紧……难资栽稻,咸湖上泛,田成石产,其病在旱。”他主张综合开发利用洪泽湖,“洪泽一湖,实淮扬里下河命脉之所系,宜潴蓄,不谊旁泄,断断然也”。

再次,殷自芳提出不论旱涝之年,放水用水应“通筹节宜”,“综顾全局”,勿图一时一地的局部利益各地自行其事,“而贻全运以隐患也”。殷自芳作为当时堤工局“职轻位卑”的小吏,全面提出筹运方略是十分可贵的。

另外,殷自芳还主张建立一支熟悉河道历史、现状、能务实的水利人才队伍。河道官员不宜频繁更替,他在《与裴樾岑书》中写道:“以不知河者任河道,是犹以不知兵者为统帅也,论事者多,任事者少”,这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些观点,在现今颇有借鉴意义。

殷自芳关于水利方面的著作,除《筹运篇》外,还有《治黄河论》、《贯江辨》、《车逻十字河说》、《清水潭竣工记》等共五十余篇。新中国成立后,其嫡孙殷逸尘、曾孙殷佛生曾将其中十九篇遗稿进行整理,于一九六二年呈献中央水利部水利史研究室,受到表彰。专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余大部分著作、手稿均毁于“文革”,殊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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