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淮安县立中学的片断回忆 / 姚士贵

北伐前,淮安的中等教育除有一所省立第九中学(四年制,校长张开轩,校址即今淮安师范),一所甲种师范(二年制,后改为县立师范,学制三年,校长先后为姚汝山、周一峰等,校址在火星庙,即今勺湖公园东大门周围一带)外,还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二年制,校长伍天伟等,校址在西长街南天妃官,其前身是尊孔学堂,主办人顾秋岚)。现据本人回忆所及,把三十年代初淮安县立中学的情况追述如下。

一、学校沿革及其概况

北伐后,随着民主思潮的影响和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需求,省立第九中学扩大规模改为“省立淮安中学”,由四年制改为高初中六年三三分段制,原来的县立初级中学,同县立甲种师范即后来的县立师范学校,于1928年合并,成立了淮安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菜市口西宝塔根,原系清末“魁文书院”(即今天的淮安县中学大门甬道和以西的整个操场)。

淮安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后,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除扩大了操场、改建了面东的校门外,还新建了教室、扩建了礼堂。即使这样,当时该校的面积总和,还不足今天淮安县中学面积的五分之一,整个用房,除大礼堂外,不足五十间(文通寺内小楼宿舍不包括在内)。房屋款式陈旧,勉强用作教室。荷花池北后建的平房教室,虽注意到通风采光,但质量不高,建成后不久就濒于倒塌变为危屋。文体活动场所,仅有两个篮球场,东西套作一个足球场,风琴共有两架,图书楼上藏书不过数千册。体育器材、教学挂图、理化仪器等,更是少得可怜。这是由手政府发的经费不充裕之故。

学校经费,是由县政府二科按月拨交教育局发放的(当时淮安全县文教经费,统一由县政府筹集,其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田、赋征收税中有教育附加税;二是学田租粮(那时候东南西北乡拥有很大一部份学田,由农民耕种,租粮征收有专人管理,数字颇巨)。至于学费收入,学校如需添置教具、校具及修缮房屋等,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才能动支。

学校设六、七个班级,分初中和师范两部,均三年制。初中部双轨,有一个时期限于经费、生源等原因,只招一个班。师范部一贯单轨制,共办了六届,毕业生计有二百五、六十人。到了1934年师范部停招,也就成为单一的初级中学了。1939年2月日寇占据淮安,学校迁往淮安东南乡继续招生上课,每班生数原则上定为五十名,学生大多来自本县,极少数是邻县学生,但多不足额,全校学生总数在三、四百名上下。

初中部当时开设的科目,与今天基本相似,除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图画外,余如物理、化学、动、植、矿物等都按先后顺序交叉开设。师范部基础课程与初中无多大差异,只是把物理、化学合并为《混合理科》,把生物改编为《农业概要》。但专业课的分量较重,三年中开设《教育入门》(等于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及组织》、《教育统计学》、《各种教学法》和《教育史》(包括中国和外国教育史)等六门。以上系必修课,另外还有选修课,如《日语》、《日寇侵华史》、《法制概要》等,时间安排在课外活动。

每周星期一第一节课,全校师生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其程序大体是:唱国民党党歌、读《总理遗瞩》、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然后由校长或主任讲话。

初中和师范一年级新生,每周还有一节童子军课。童子军身着统一服装,上衣很像现在的夹克衫,下装系西装短裤,皮带两端镶嵌有铜质搭扣,上有“智、仁、勇”三字,另外每人一根长绳,按要求扎好后挂在皮带别钩上,进行一些架设、急救等训练活动。

教材大都是当时教育部审定的课本,唯国文课本仅选教其中的一部份,另外补充不少古典作品,讲授进度较快,并要求理解和熟背。总的来说,教材内容都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专业课程,开得多,分量重,接近于今天的高等师范院校。

二、行政机构及领导成员

学校在校长统一领导下,设有两处:教务、训育,两部:初中、师范,两室:文牍、庶务。有关课务工作由教务主任负责,有关学生管理工作由训育主任负责,部主任管理本部日常事务。文牍室工作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庶务室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总务。

当时担任一个中等学校校长的人,首先在学术上要有一点名气,在工作上要有一定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强大的背景,不然站不住脚。教员都是聘任制,校长有权聘请,也有权解聘。1933年前后,校长等行政领导成员更动情况简述于后:

(1)1933年以前

校长卢缵高,字绪承,淮安东乡卢滩人,住百善巷头,东南大学文科毕业生。身高体弱,为人正直,处世真诚,有学者风度,深受师生爱戴。

教务主任曹善祥,金坛人,东南大学法律系毕业,擅长史地和人物国画。为人精明干练,谈吐爽朗可亲,很受学生尊敬。据说他曾参加过高等文官考试,成绩优良,可是由于身材的高度限制,未被录取。

训育主任邓乐兰,如皋人,东南大学外语系毕业。体弱多病,但任职勤恳,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为人不苟言笑,学生背后呼之为“邓大太爷”。后因患肺病1933年初夏殁于淮安,年仅不惑,遗体在文通寺成殓。学校召开了追悼大会,全体师生参加,挽联、挽幛布满大礼堂内内外外。送殡之日,哀乐鼓号,凄切动人,师生袖缠黑纱,缓步徐行,两列纵队长达数百米,其庄严肃穆气氛,发人哀思。后由其妻及亲属护送灵柩回原籍。

初中部主任葛粱,字成之,淮安人,中央大学毕业,是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常委,为人不多讲话,与同学无多接触。

师范部主任姚仁寿,字汝山,淮安人,省立第六师范毕业。是当时淮安教育系统中“三大元”之一(另两位是薛仲安、邵贵骧),教育业务很熟,语言清晰而有条理,在当时教育界享有一定的名望。

文牍刘智侯,推安人,擅长应用文学,一度教授国文,平时能和同学促膝谈心,受人欢迎。生活简朴,是个寒士。

庶务周言纶,后来也充任教员。

其他工作人员,就不一一列举了。

(2)1933年以后

学校紧缩机构,合教务、训育为教导处,初中、师范不设部主任。

校长王景洙,字鲁泉,淮安西乡山阳沟人(现划归宝应),中央大学毕业,商学士,住夯轮寺巷。为人淳厚,平易近人,工作踏实肯干。

教导主任郝雁题,字鉴唐,淮安曹甸人(现属宝应),住十王堂市口。浙江大学毕业,教育学士,个子不高,工作有魄力,也有威信。

三、主要教职员

我在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三年期间,任师范班教员的先后有三十人之多,现就其中印象最深,教学效果突出的作些叙述。

丁湘侯,清末秀才,身材很矮,担任师二、师三国文教员。他既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又有一定的话言表达能力,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国文教员之一。他讲课时,声音洪亮,方法多样,且能突出重点,分析文章,层层深入,段落结构,交待得一清二楚,朗读课文,感情充沛,气如长虹,能把文章的感情倾注到学生心灵深处,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因此,深受大家推崇。缺点是他改作草率,批语笼统。

曹善祥,兼教师范地理,知识面广,教法灵活,上课时不带课本,不带挂图,讲到哪里画到哪里,说到哪里指到哪里,山脉河流,湖泊、城镇、铁路公路交通,了如指掌。特别是讲到人文地理、有关风土民情,讲到经济地理、有关工商财贸,都说得娓娓动听。

姚仁寿,教《教育入门》、《教育心理学》,业务熟练,有实践经验,课堂教学重点突出,能理论联系实际,举例生动有力,有助于记忆理解,系统性很强,从头到尾,基本上无闲言废语。由于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注意力集中,课后不加复习,也能道出十之七八。

牛迪先,省立第五师范毕业,后又攻读数理专修科,教师二代数、师三几何。课堂教学井井有条,一字一板,稳重老练,从开始到结束,学生的思维活动总是处于积极状态。讲到重点难点,他用粉笔敲敲黑板,提醒学生:“大家注意”,因此,个个聚精会神,课后作业很少出差错。他教学最大的特点是:讲得精,解得明,不重复。缺点是他课后回家打麻将,作业不改,由学生互相校对,并且从不过目。但学生考试成绩都还可以,不能不令人折服。

此外,象顾思明、虞宣铎、管艺圃等几位教师,在教学中亦都各具特色,有一定的教学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湘渔先生(清末附生),古文基础深厚,在国文教学中久负盛名,深受人们的推岽,是当时淮安国文教员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当时任课教员中,不称职而滥竽充数的也确实不乏其人。这些人多是凭借地方势力或人事关系而挤进学校的,校长也无可奈何,只好互相利用而已。

在职员当中,如教务员孙竹屏,工作踏实,业务熟谙;文印员李重千、陈志洪及后来的詹玉蟾等,铁笔字颇具功力,字迹工整,所印讲义,既清楚又爽目,多受人们夸奖。

四、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敌忾同仇,特别是爱国青年更是义愤填膺,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淮安也不例外。当时县立初级中学全体爱国师生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学生们首先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书写、张贴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日寇从东北滚出去!”“雪耻救国、抵制日货”……同时还在课余时间,手持书有标语的三角形各色纸旗,高呼口号,列队上街游行。把日寇蹂躏东北的滔天罪行事先写好并背熟讲稿,于土地祠市口,院门口、县市口、府市口和北门城门口等这些人烟稠密的通衢要道进行宣讲(城南地段多由省立淮安中学进行活动)来往行人纷纷聚集听讲,连小商贩也暂停买卖,侧耳倾听,整个街道口挤得水泄不通。有些老太太听到日寇在东北枪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的兽行时,都骂不绝口,恨之入骨。象这样的活动先后进行多次,宣讲内容和水平一次比一次丰富、充实和提高。

同时,学生积极排练和演出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有快板,有对口词,还有话剧和抗日歌曲大联唱等,有收集来的剧本,也有自编自演的。话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打回老家去》和《沈阳城下》等剧目,笔者当时曾扮演《沈阳城下》中一个提着篮子的十三、四岁男孩。其剧情一折是,描写一个扛着米的妇女,带着孩子,在沈阳城门口买菜时的不幸遭遇:她无辜遭受日寇宪兵的殴打,日宪兵并摔掉孩子手中提的篮子,最后又用挎刀戳死了这个妇女……彼时彼刻,这个孩子见到妈妈倒在血泊之中,发出呜呜的呼叫声、哭泣声……舞台上的悲惨情景,无形中给人们的灵魂深处埋下了仇恨与反抗的怒火。

五、培养了一支教师队伍

在头十年的时间内,就师范毕业生而言,从甲种师范到县立师范,从县立师范到县立初级中学师范部,前后共培养了几百人,不仅完满地解决了当时淮安师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饱和状态,所以县立初级中学师范部于1934年停止招生。

那时候,淮安城乡初等教育工作,多由师范毕业生去担任。初等教育又是采用四二分段制,即一二三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完小。—般情况下,初师毕业生充当初小教员,高师(即今中师)毕业生则充当完小教员。

由于教师队伍的逐步形成,长时间工作实践的锻炼,教学相长,从而为解放前后淮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人力上提供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小数的骨干力量,大多数人毕生勤勤恳恳地从事教育工作,例如韩选贤、赵彭鑫、尹贵金、顺竹岑等,都是县立师范和县立初级中学师范部毕业生,他们都坚定地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一生。但在抗战时期,也有个别的人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汉奸卖国贼,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还有一些人由于目的不同或其它原因,弃教经商或从事别的工作。至于县立初级中学初中部的毕业生,后来担任教育工作的,那是一小部份。

以上片断回忆,由于时间久远,了解与记忆不尽完善,讹误失真,在所难免,尚请知情者不吝指正。

作者附记:本文有些情况系由张福麟同志协助回忆,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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