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鲁西戴李窑头一战 / 郭震

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冀察战区总指挥孙良诚将军,率部于山东省武城县戴李窑头村与日本侵略军血战竟日。当时,我是总指挥部政治部上校副主任,亲临战场.还负了伤。这场战斗可歌可泣,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九年五月八日,部队从冀中平原转移到山东边境,经过一夜行军,总指挥部到达鲁西武城戴李窑头宿营。翌日——九日,当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就昕到不远处有稀疏的枪声,继而机枪声大作。发现敌情,战士们立即构筑工事,准备战斗。敌人由远及近,由外线作战转入核心,他们用的是挖心战术,外围佯攻,制造假象,主攻目标则是总指挥部——戴李窑头。

当时,总指挥部只有一个旅担任外围警戒,戴李窑头仅有三个连的兵力(特务队、特务连、通讯连),其余是总部八大处(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秘书处、军医处和一个二、三十人的野战医院),计二百几十人。另有石友三军团部驻五方头,相距五、六里。我方的部署虽然很紧密,但敌人已掌握我兵力分布情况,分别箝住我外围据点,直扑我总指挥部。

敌人先将我外围据点各个包围,然后集中上千兵力,并汽车、装甲车、坦克共百余辆,直插戴李窑,将我总指挥部团团围住。我电台呼唤外围部队出击,并向石友三部呼援。由于这时他们也都在激战中,自顾不暇,无力分兵应援。

敌人从拂晓到黄昏,不断地向我发动攻势,反复冲锋达三十多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猛。我正式战斗人员仅三百余名,战士们英勇奋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最激烈的一次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敌人先是一阵炮轰,继而在六辆坦克掩护下,数百名日寇士兵蜂拥而来。我军将士沉着应战,当敌人接近前沿阵地约三十米处,坦克受阻于堑壕之外时,我方一声喊打,顿时机枪、手榴弹声大作,交叉火力封锁。冲锋之敌陷入火海之中,无法越雷池一步,旋即嚎叫着溃退而去,死伤百人以上。戴李窑头这个百多户的小村庄,整天处于火海里,机枪子弹密如旋风,大炮轰隆隆的声响震撼大地,硝烟弥漫天空,房屋大部被摧毁,树枝树叶被扫光,防御工事夷平了再筑,筑成了又被夷平,战况的激烈于此可见。

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我官兵的伤亡人数竟达百分之八十。山于兵力消耗太大,八大处的非战斗人员,也直接投入了战斗,大家同仇敌忾,抱必死决心,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亲眼见到一位姓梁的排长奋身喊打时,被敌人一梭机枪弹掀掉了头颅,梁排长当即阵亡。黯然的太阳就要下山了,终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总指挥部下令准备突围。总指挥孙良诚将军亲自率领他的卫士队(又称“手枪队”、“传令队”)三、四十人,堵截阻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拼搏。时已黄昏,部队趁机突围。这时,敌人占领了制高点,机枪架在房顶上,居高临下,我们沿堑壕且战且走,由于形势万分紧迫,壕沟又深达二米以上,电台、马匹、骡驮及文件丢失殆尽。第二天收容集中,战斗兵不足五十人,连长负伤,排长大部阵亡。突围时,政治部里我和宣传队的女队员刘焕珍同志负了重伤。我负伤八处,耳、背、臀等七处是炮弹片炸的,伤势较轻,只有右腿膝盖上一处被枪弹穿通,当时并不觉得疼痛,冲出重围以后,才发觉身上流血,躺倒地上,再也不能行动了,后由一位特务连战士背至麦田里伏卧掩蔽,俟敌人过后,才转移至安全地方。

战斗结束后,我们虽然溃不成军,但敌人也受到重创。据当地老百姓目睹,日寇运走尸体有五百多具。这场硬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当时我们能有如此的战果,与友邻部队的外围应援是分不开的。我虽然不知道详情,但记得战后月余,我伤愈归队.孙良诚曾派我带其亲笔信到冀中南官县刘屯寻冀南行政公署,晋见杨秀峰、宋任穷二位主任,并代表孙个人致谢意,相约以后互通情报联系。杨、宋两主任分别接见了我,记得宋任穷副主任当时对我说:“孙总指挥饶勇善战,是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我们是很钦佩的。不过当前我们武器装备尚劣于日本,暂时还不能用阵地战的打法,请转告孙总指挥,目前应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谆淳忠告,至今难忘。

回忆当时死难的烈土,他们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丰碑上,应该记上他们的一份功绩,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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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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