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鲁西戴李窑头一战 / 郭震

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冀察战区总指挥孙良诚将军，率部于山东省武城县戴李窑头村与日本侵略军血战竟日。当时，我是总指挥部政治部上校副主任，亲临战场．还负了伤。这场战斗可歌可泣，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九年五月八日，部队从冀中平原转移到山东边境，经过一夜行军，总指挥部到达鲁西武城戴李窑头宿营。翌日——九日，当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就昕到不远处有稀疏的枪声，继而机枪声大作。发现敌情，战士们立即构筑工事，准备战斗。敌人由远及近，由外线作战转入核心，他们用的是挖心战术，外围佯攻，制造假象，主攻目标则是总指挥部——戴李窑头。

当时，总指挥部只有一个旅担任外围警戒，戴李窑头仅有三个连的兵力(特务队、特务连、通讯连)，其余是总部八大处(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秘书处、军医处和一个二、三十人的野战医院)，计二百几十人。另有石友三军团部驻五方头，相距五、六里。我方的部署虽然很紧密，但敌人已掌握我兵力分布情况，分别箝住我外围据点，直扑我总指挥部。

敌人先将我外围据点各个包围，然后集中上千兵力，并汽车、装甲车、坦克共百余辆，直插戴李窑，将我总指挥部团团围住。我电台呼唤外围部队出击，并向石友三部呼援。由于这时他们也都在激战中，自顾不暇，无力分兵应援。

敌人从拂晓到黄昏，不断地向我发动攻势，反复冲锋达三十多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猛。我正式战斗人员仅三百余名，战士们英勇奋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最激烈的一次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敌人先是一阵炮轰，继而在六辆坦克掩护下，数百名日寇士兵蜂拥而来。我军将士沉着应战，当敌人接近前沿阵地约三十米处，坦克受阻于堑壕之外时，我方一声喊打，顿时机枪、手榴弹声大作，交叉火力封锁。冲锋之敌陷入火海之中，无法越雷池一步，旋即嚎叫着溃退而去，死伤百人以上。戴李窑头这个百多户的小村庄，整天处于火海里，机枪子弹密如旋风，大炮轰隆隆的声响震撼大地，硝烟弥漫天空，房屋大部被摧毁，树枝树叶被扫光，防御工事夷平了再筑，筑成了又被夷平，战况的激烈于此可见。

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我官兵的伤亡人数竟达百分之八十。山于兵力消耗太大，八大处的非战斗人员，也直接投入了战斗，大家同仇敌忾，抱必死决心，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亲眼见到一位姓梁的排长奋身喊打时，被敌人一梭机枪弹掀掉了头颅，梁排长当即阵亡。黯然的太阳就要下山了，终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总指挥部下令准备突围。总指挥孙良诚将军亲自率领他的卫士队(又称“手枪队”、“传令队”)三、四十人，堵截阻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拼搏。时已黄昏，部队趁机突围。这时，敌人占领了制高点，机枪架在房顶上，居高临下，我们沿堑壕且战且走，由于形势万分紧迫，壕沟又深达二米以上，电台、马匹、骡驮及文件丢失殆尽。第二天收容集中，战斗兵不足五十人，连长负伤，排长大部阵亡。突围时，政治部里我和宣传队的女队员刘焕珍同志负了重伤。我负伤八处，耳、背、臀等七处是炮弹片炸的，伤势较轻，只有右腿膝盖上一处被枪弹穿通，当时并不觉得疼痛，冲出重围以后，才发觉身上流血，躺倒地上，再也不能行动了，后由一位特务连战士背至麦田里伏卧掩蔽，俟敌人过后，才转移至安全地方。

战斗结束后，我们虽然溃不成军，但敌人也受到重创。据当地老百姓目睹，日寇运走尸体有五百多具。这场硬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当时我们能有如此的战果，与友邻部队的外围应援是分不开的。我虽然不知道详情，但记得战后月余，我伤愈归队．孙良诚曾派我带其亲笔信到冀中南官县刘屯寻冀南行政公署，晋见杨秀峰、宋任穷二位主任，并代表孙个人致谢意，相约以后互通情报联系。杨、宋两主任分别接见了我，记得宋任穷副主任当时对我说：“孙总指挥饶勇善战，是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我们是很钦佩的。不过当前我们武器装备尚劣于日本，暂时还不能用阵地战的打法，请转告孙总指挥，目前应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些谆淳忠告，至今难忘。

回忆当时死难的烈土，他们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丰碑上，应该记上他们的一份功绩，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