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片断回忆 / 汪华东

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片断回忆 / 汪华东

1935年12月9日,发生在北平(今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华北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包含着两次斗志昂扬的游行,第一次是12月9日,第二次是12月16日,第二次的规模更大,参加游行的除了大、中学生外,还有少数市民,特别是当时驻在北平的西北军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大刀队,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他们和学生、市民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爱国口号。

12月16日,原是执行“华北特殊化”卖国政策的所谓“冀察政委会”成立的日子,两年前,根据中日协议成立的所谓“行政院驻平政整会”,已满足不了日寇的欲望,在通县新成立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只控制22个县,范围有限,于是“冀察政委会”就应运而生,这时平津两地国民党中央军和省市国民党党部、三青团都巳不存在了,只有专门对付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却受到日本浪人的青睐而被留了下来,这大概就是蒋介石于本年三月说的“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吧”!

我们出生在淮安城内、在北平读书或工作的人参加这次运动的有三人:一个是杨德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后改名杨述,“文革”前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其余两人是我和我的妹妹汪荃,当时我在北平市女一中教书,汪荃在女一中读书,其他还有没有淮安人参加,我不清楚。

这年5月,我在北平《京报》上用真名实姓并注明“文责自负”,发表了一篇指名批评当时北平市长袁良的稿子,理由是他不准北平市各私立中学男女合校的事,这篇稿子的论点,引起市女一中师生的强烈反应,我因而受聘到女一中去教书,女一中校长孙荪荃是这次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1949年9月,孙被推荐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参加“一二·九”运动。

不久,女一中组织了一部分进步师生学习世界语,我和汪荃及孙荪荃都参加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定期留下来讨论为灾区捐贈寒衣的事,其实,这都是为救亡运动打掩护的。听说其他大中学校也有类似组织。

另一方面,在北平的反动军警(主要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特务和日本“浪人”以及一批叫“献剑团”的学生,活动也很猖獗。遇到节假日,这些与人民为敌的家伙便在重要街道和学校附近不断巡逻、侦察。记得有一次,孙荪荃要我到清华大学找杨德基(他那时受中共北平临委会黄敬直接领导)联系工作,由于形势紧张,为了安全起见,他的住所一夜之间,不得不换了三个地方。

为什么把这次运动定在12月9日进行?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因为这天是星期一,反动派以为各学校都在上课,防范比较松一些,但就是这样,淸华、燕京等大学的游行队伍还是被堵在西直门外,城内女一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却守在学校的大门口,不准同学上街参加游行。可是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打算,女一中的同学一方面由汪荃紧紧守住学校的电话机,不容校内少数反动分子与外面反动机关取得联系;另一方面,组织同学由学校后面爬墙出去,汪荃是最后一个爬出去的学生。

由于接受12月9日的教训,12月16日那天,城外的同学就分成几批,由前门、宣武门以及崇文门等几处进城。

我虽是女一中的教师,却和清华的队伍约定,在前门外大街会合,清华学生队伍中少数走在前面的进了城,后面大队却被堵在城外,当时,我利用自己不是学生的身份(年已30岁),同时身上又佩戴了一个二十九军的证章(那是事先向朋友借用以备万一需要的),得以随时出入前门。这就使城内外的队伍能够互通消息,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城内辅仁大学一位法国教师,也多次出入前门,为被隔离在城内外的同学传递消息。

这次运动虽然发生在北平,规模也不很大,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对全国的影响却不可低估。从12月11日起,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或举行集会,许多工厂也实行罢工,但这类消息大部分都被封锁了。因为各地报纸打成清样后,要经过审査才能印发,而那些审査老爷遇到不顺眼的字句便大笔一钩。有些报纸编辑,都把被删去的字句空起来,使报纸出现条条块块的空白。当时人们都管它叫“开天窗”。而这些“天窗”原来是什么内容,人们都会猜得出来,这实际上是欲盖弥彰。

这次运动队伍被反动军警和特务殴打伤亡的人数无法统计,仅第一次游行被打伤的就有40人左右,此外还有当时或事后被捕的。中国大学把被打死的同学尸体运回学校礼堂供人凭吊,我和汪荃虽都受了轻伤,但未及筋骨,孙荪荃于12月16日后不久在女一中宿舍被捕。由于她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又得到冯玉祥将军的营救才获得释放,但不准回学校也不准接见来访者,只得住在一个亲戚家中。我设法和她时时相见,直到1936年2月,她经过化装由我陪同到了天津,接着又由天津陪她到了南京。我以父亲有病需要返淮探视,不得已将她托由杨德基在南京的哥哥,以后又由他护送到上海。抗战期间,听说她在重庆与谭平山(中共一届中委)结婚,她虽始终不是中共党员,但我却认为她是我走向进步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引路人。

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我曾写了一首“菩萨蛮”。录之于后,作为这篇回忆的结笔:

睡獅醒矣凌风吼,长安内外惊群丑。
“献剑”①欲何为?燃箕实可悲!
黄蜂②飞去也,遗毒浑难解。
真个有奇才,“天窗”不断开。

原注:
①“献剑”:指献剑团。这是“一二·九”前不久在国民党卵翼下新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
②“黄蜂”:是指老牌亲日派黄郛。他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平政整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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