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胞弟谈家世 / 王树荣　王旭馗

周恩来胞弟谈家世 / 王树荣　王旭馗

1983年5月，为了充实总理故居史料，我们专程去北京访问周恩来胞弟周同宇先生，到了他家，周同宇先生的老伴王士琴老太告诉我们，最近因季节转换，老周受了些寒凉，咳嗽不止，前些日子已住进了医院，最近，病情已有好转，可以接受你们的采访。我们于5月2日、4日分两次在北京医院探望并采访了周同宇先生。

同宇先生身着白底蓝色病员服，初愈后脸色还有些苍白。当他知道我们是从他老家——淮安来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记忆清晰，非常健谈。从交谈中我们得知他是1904年2月生于淮安，14岁随四伯周贻赓去东北读书，因四伯父没有子女，便过继给四伯父为子，大革命时期，曾是黄埔五期政治班学员，解放后在工业部门工作，后调内务部任参事。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

同宇先生在谈到他们的家世时说:“我家祖居在浙江绍兴保佑桥百岁堂。曾祖父周光勋，号樵水，同治年间曾在苏北做知县。周恩来1939年回绍兴时，在族人的带领下，曾撑船看了曾祖父和本家其他人的坟，那时讲统一战线，如果不上坟，别人会说共产党不认祖宗，不利于搞统一战线。一个本家还拿了周氏家谱给周恩来看，他看见上边有：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月十三日卯时（1898年3月5日晨六时左右），妻邓颖超。

恩溥，字博宇，云门公孙，懋臣次子，生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

恩寿，字同宇，懋臣三子，出继曼青公为子，生于光绪甲辰（1904年）2月23日。同时还有本门兄弟恩焕、恩宏、恩勤、恩彦、恩霆等。恩来说，家谱上的名字可能是六伯回绍兴时补上的。我们手头的资料也说明，周总理1964年和亲属谈家世时，曾回忆这段情景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不然人家会说我不承认封建的家庭关系；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淮安人。所以我说是“原籍绍兴，淮安出生，江浙人也，为这个籍贯还很费了些脑筋呢。”

同宇先生坐在病床上继续他的回忆：我的祖父周攀龙，号云门，字殿魁，生于道光甲辰（公元1844），大约咸丰中后期到淮安，先做师爷后升为知县，当时积蓄了一些钱便和我二叔祖父周亥祥合买了驸马巷这幢住宅，祖父他可能是在恩来出生以后去世的，死时50多岁。他们兄弟五个，有四个曾在苏北做过知县。二叔袓父周亥祥是江苏侯补知呉，曾任过仪征知县€

我们父亲这一辈都给人家做过徒弟，学过师爷，但大多数没有学成，叔伯兄弟中，只二伯父周和鼐和六伯父周嵩尧学的较好。周和鼐，字调之，他是周亥祥的次子，光绪甲午科举人，先做文案，（相当于秘书民职务——编者）后曾做保定知府。周嵩尧，字峋芝，周亥样的三子，光绪丁酉科举人，曾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后来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我父亲嫡亲兄弟四个，老大贻赓，老二贻能，老三贻奎，老四贻淦。但封建大家庭往往按合祖兄弟大排行，所以分别为老四、老七、老八和十一0

四伯周贻赓，字翰臣，号曼青，原是清末贡生，1908年赴奉天当俸饷科科员，1913年调天津充运饷科及官银分号总核员，

1917年回黑龙江任公债币制主任及制用科科长。1921年受财政厅五等“嘉禾奖”，他是恩来十二岁以后在沈阳上小学、天津上中学时生活上的抚养人，经济上的资助人，我在十四岁时也随四伯去东北读书，他一生无子女，我们从东北搬到天津不到一年，四伯父就因病去世了，以后我便过继给四伯父为子。四伯母当时59岁,四伯父去世后我们就没了生活来源，当时，只有靠四伯父生前的朋友介绍四伯母做点针线活，以维持生活。

我们的父亲周贻能，字懋臣，后改名为周劭纲，生于1874年7月11日，因学师爷不成，人也老实得很，只得常年在外做小职员，曾在湖北、河北、北京、齐齐哈尔、安徽等地，薪俸都很微薄。恩来八岁那年他在湖北做事，月薪只十六元，以至我母亲临终前，他都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后来生活没了着落，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才到重庆随恩来一同生活，1942年7月10日逝世于重庆红岩村。

我生母万氏，大排行“十二”，她娘家人称“十二姑”。我的外祖父万青选，字泉甫，号少云，原籍江西南昌宛平，生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他性格慈和，深得地方百姓拥戴，曾先后任盐城、清河县知事。任期内保民守土，治水修学，救济灾民，教民机织，颇有政绩，九十岁去世，邑人曾建“万公祠”祀之。外祖父娶过两房夫人，前妻李氏，江西人；后妻张氏，淮阴乡下人。我母亲为张氏外祖母所生，按旧的说法还属“继出”呢。所以恩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的血液里也有农民的成份。”

我母亲是三十岁去世的，我当时只有三岁。恩来记得母亲殡葬的事，以至几十年后提起此事，还很悲愤，恨透了封建繁琐礼节，破落了还要装门面，死要面子。母亲去世后，外祖母为了要面子，对丧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定要盛殓厚葬。我父亲借钱买了一口上等棺材，她还嫌不好，非要“五层麻布七层漆”。不达到这个要求不准下葬，以至负债很多，又不答应草率出殡，只好把母亲的棺柩放在清江浦的一座寺庙里停厝近二十年，直到父亲积攒了一些钱，才把母亲的棺柩从清江浦运回淮安安葬入土。

母亲死后不久，小婶母也得了肺病。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因为周、陈两家都无主要亲人在场，就由恩来主持丧事，他不顾外人反对，很快作出决断，从简收殓，运回淮安与叔父合葬。一年中接连失去两位亲人，父亲又在外地谋生，生活非常艰难，恩来只好带着我们两个弟弟回淮安驸马巷老家。从那时起，恩来就开始当家，生活来源主要靠四伯父从外地寄些钱回家，有时恩来拿些衣物去当铺典当，来维持生活。

恩来十二岁时，四伯父周曼青怕他在家耽误学业，就让三伯父周贻谦到湖北出差时（当时三伯父在铁岭税务局工作）顺道淮安将恩来带到铁岭去读书。

……

同宇先生大病初愈，我们怕他过分劳累，影响健康，告别时，我们邀请同宇先生适当时侯回家乡看看，同宇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高兴地说：“只要身体许可，一定回家乡看看，我也非常想念我的故乡。”接着王士琴老太也对在场的子女说：“你们也要回老家看看，你们父亲的衣胞还在淮安呢。”令人遗憾的是，同宇先生三年后却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他同哥哥恩来一样，离开淮安后就没能回故乡看上一眼，成了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