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祺生平及其艺术 / 白坚

万寿祺(1603-1652),是明末清初的杰出诗人、书画家、篆刻家,也是参与抗清斗争、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可长期以来,他很少为人所知:在文学史和美术史论著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他的斗争事迹,更湮没不彰。

万寿祺,字年少,一字介若,一字内景,明徐州铜山人;清兵南下后,祝发为僧,易名慧寿,号明志道人、或寿道人;又常自署寿、若、若若。曾隐居山阳,筑茅屋于城西北萧湖畔,日:“隰西草堂。”万寿祺生长于仕宦之家。幼年聪慧,成童时诵书二十余万言。1630年(崇祯三年)中举人后,先后五次参加会试,均不第。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凡礼、乐、兵、农、天文、历法、历史、地理之学,凡诗文、书画、金石、琴棋、刀剑以及女工刺绣、革工缝纫等百工技艺,无不通晓。几次在南京参加复社的集会活动,又先后寓居苏州、镇江、松江,与当时志士名流陈子龙、杨文聪、顾梦游等唱酬砥砺,图谋救时报国,风流倜傥,倾动一时。

1645年(弘光二年,顺治二年),清兵渡江,弘光政府瓦解,江南人民纷起抗清。万寿祺在苏州附近举兵,与沈自炳、钱邦芑等的陈湖之师,黄家瑞、陈子龙等的泖湖之师,吴易等的笠泽之师,相配合呼应。义师溃败后,万寿祺遭隐被执,将及于难,遇救,得脱归江北。后来,他在题为《隰西草堂》的一组诗中,回忆前情,有“往事悲浔泖,余生寄楚州”之句,在题为《自志六图》的一组画中,绘《泛湖图》一幅以志其事。顾炎武的《赠万举人寿祺》一诗,也特意表彰其事:“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絷维,忠义性无枉。”1646年(隆武二年,顺治三年)春,万寿祺易僧服,托迹于佛门。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他在所书他和志士唐允甲(字祖命)的唱和诗卷(长洲章氏四当斋旧藏)上识云;“余闻之志有不得则思,思之不能则唱叹生焉,祖命高洁之士,自南渡为党人,被发行吟,托言香草,则风人之遗也。余为比丘,情无从生,何思之有,而日同唱叹,有类行国,后之君子,必有知吾两人者。”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他在绘赠友人顾炎武的《秋江别思图》(龙游余氏寒柯堂旧藏)上识云:“子豫于商贾,余隐于沙门,虽所就之路殊,而志足悲矣。”并勉以顾念昔日声名,“舍商贾求所以为宁人者。”显然,他并没有忘情世事,解脱一切。他以“明志”为号,表面上似在声明他已与世无事了,实际上正以寄寓他不与清人合作、坚持民族气节的心态。

万寿祺中举后,困于春闱达十六年,隐于沙门又八年,在这二十几年中间,始终不曾进入官场。就他的仕进道路来说,这是不幸的。唯其如此,他能够以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从而取得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因而,对他的创作道路及其一生成就来说,这恰恰是幸运的。

万寿祺的诗,古体本于汉魏,近体出入于盛唐、中唐。他的弟子刘湘认为,“先生之诗,冲和雅淡,逼近渊明”(《隰西草堂集·序》)。朱彝尊则认为,“诗亦清逸,无努目掀髯之状”(《明诗综》)。这些话均有所见,但不免有偏。尽管他的诗文的艺术风格,具有雅淡清逸的共同特点,但他的时代、经历、心志、感情,使他的作品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风霜之气、激越之音,在诗中尤其显著,现存《隰西草堂集》中除了“高唱园居乐,平临万渚田。夕风淮市月,春雨甓湖烟”(《真意》),“光从今夜满,酒对故人浮。帘卷阶生影,风过树欲秋”(《八月十五夜》)这样冲和清逸的诗歌外,也有不少慷慨激烈、狂歌当哭,甚至剑拔弩张的篇章,如“扬州城陷后,千里燧烽开。夜夜南徐烛,城门照醉回。”(《南徐杂感》),“国仇未雪身仍在,家散无成志有余”(《丙戌正月一日》),“君父仇仍在,华夷恨已盈。枕戈空待旦,忍泪暂偷生”(《五月十三日得西来信有感而作》),“痛哭初闻信,南天又已倾”,“何方存夏祀,胡骑正纵横”(《初闻闽隐痛哭》)都是。作为爱国诗人的万寿祺,为清代论者所讳言,至今,也尚未引起当代学人的注意和重视。

万寿祺的画,山水、人物、花卉并工,但不多作,传世极少。山水宗倪瓒,不喜作崇山峻岭,往往以简淡之笔,写幽秀之景,逸气充盈,奇趣横生。多作水墨,问施淡色。运笔高古,颇得力于书法。明代画坛,摹拟古人成风,而万寿祺却是重视师法造化,摸写山川的极少数写实派画家之一。他在一幅京口山水画上识:“晚登古银山,望金焦两峰,如轻鸥浮水上,退而收之尺幅。”(《跋自画山水》)又《金焦小景扇面》(常熟邵氏息庵旧藏》)云:“登金山茫然西望,见郭景纯石墓,其左右礁峙江中者,为仿摹之”。“白描仕女师周日方,得“静女悠闻之态”(姜绍书:《无声诗史》)。白描大士像,用笔细如游丝,精雅可爱。

万寿祺的书法,远师王羲之,近取颜真卿、米芾,广师历代名家,直接受业于当代书家陈陛(字损斋),融会贯通,自成风格。工隶书,尤精行楷。其楷书结体端整大方,用笔园润但不失刚劲,具光泽而富质感,作品总体呈现一种秀丽遒劲的风格。他的友人、杰出的诗人、书法家阎尔梅,曾谓:“万年少书法,……往往道秀处作新姿……譬美人初起,着轻素单襦,彀纹疏映,肌泽晶然。余尝谓本朝第一。”(《题万年少书册》)其见重如此。

遭乱以后,万寿祺家资尽丧,佣书画篆刻为生,其自为状云:“余既作书佣,相属者众,力作勤苦,而无以赡饔餮”(《书画篆刻例附状》)。沙门友人苍祖庭为作启云:“今与诸君子约,有能为道人具饘谊粥者应之,不则已。”可以想见其清苦之状。即使在这洋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一切贺祝、奠诔、章启、摹疏、市碑、春帖,概不应教”(同上)。这样质直、高洁的风格,与前代和当代的那些惯为谀墓颂德之文的名家,恰恰成为鲜明的对比。

他易服为僧虽出于隐晦,手写佛经则甚虔诚。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他曾“闭户写经”(《与岳翁徐浤书》)。一六四八年(戊子)更写《金刚经》多部。山阳何氏六桂堂旧藏《楷书<金刚经>卷》附“己丑立春后七日”“内景道人寿”自跋云:“戊子忡夏,发愿书《金刚经》,……自五月朔日始,此其第二部也。……梁苑沈超宗博学异才,一时贤豪长者笃信宗义,根器甚利,便以归之。”像沈超宗这洋“博学异才”,在“贤豪长者”当中产生广泛影响,而且“根器甚利,便以归之。”像沈超宗这样“博学异才”,在“贤豪长者”当中产生广泛影响,而且“根器甚利”的人,他才以此卷归之,可见其矜重态度。南京博物院藏《楷书<金刚经>卷》,是这年所写的第十一部。标题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款识云:“戊子冬十月朔壬辰,僧寿薰沐敬书第十一部。”下钤“万寿”二字朱文方印。卷前附“己丑正月己卯内景道人寿”自跋云:“□愿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百部,月有程限,不及则补之。□□计之,须五年始完。此第十一部也。……”又有辛卯年“同学宋曹”跋云:“乙酉后,余尝憩隰西草堂,隰西每出生平所获以示余,谓余曰:‘子滨海人也,性情尝近余,子真吾友也。’越辛卯,又与恫轩过浦上,时隰西口口,口能作书,谓余日:‘余矢愿书《金剐经》一百部,今始足十之二,惟戊子书本最善,口桐轩子得之。子索经,当转索之桐轩子……,余感之,书此以赠,并识旧言。”细玩文意,万寿祺在辛丑这年已因故(很可能是患病)不能怍书,而下一年,即1652年(壬辰),他就病逝了。此卷结体熨贴,行次匀结,一气呵成,一笔不苟,洵是二十部《金刚经》卷中的精品。观其笔意,近于含蓄蕴藉的晋人之风。然细味之,顾盼生姿,映照流光,既表现出“清风出岫,明月入怀”(李嗣真评王羲之语,引自李嗣真《书后品》)那样的幽秀境界,又隐含着“硬弩欲张,铁柱特立”(米芾评颜真卿语,引自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十)那样刚劲骨力。在这里,人们看到万寿祺自己的艺术风格。可以认为,此卷是他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万寿祺的篆刻,造诣很深。他认为,印章以书法为基础,近世刻印的种种弊病,皆由不知书法所致(《印说》)。他的友人周亮工说:“若嗜图章,精于六书,自作玉石章,皆俯视文何。……对客每自摩挲,爱护如头目。若既以此事自矜,竟不肯为人作,余仅得一印,……然若自用之章,实自为之,不倩他腕也。”(《印人传》)上述“万寿”一印,作钟鼎文,书法高古,章法匀称,刀法挺拔,予人以朴秀雄浑之感。他收藏鼎彝图籍甚富,主张刻印宜研究钟鼎文字,“心向往之,愧未能也”(《印说》)。这方印章应是他的代表作。由此可以窥见他的篆刻艺术的一斑。

最后,我们借用近人张伯英的话,“隰西诗文书画,皆如其人,玉洁金粹,无纤毫尘翳”(《隰西草堂集·序》),以作本文的结束。

1981年9月撰写 1993年10月修订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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