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 刘怀玉

(一)

吴承恩字汝忠,明代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人。山阳处射阳湖西岸,汉代属射阳县境,故自号射阳居士。他家先世住涟水,明初迁居山阳。现在还没有确切材料说明他的生卒年月,大约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卒于万历十年(1852),活了近八十岁。

吴承恩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但他的曾祖、祖父却是读书人并做过县学教官,生活清贫。他四岁时,祖父死于外地任上,家境更窘。吴父名锐,字廷器,因家贫只入过社学(自己村社里的学校),念完了《小学》、《论语》和《孝经》即辍学。长大后,他与一徐姓的小商人的女儿结了婚。徐家几代都经营卖花边花线的小商店,吴锐婚后就承袭了徐家的职业,天天守着铺做买卖。他为人忠厚本分,从不和人计较,多缴了赋税,多当了差,受了衙门黑狗腿子敲诈勒索,亦忍气吞声,因此邻人都把他当作“痴子”。吴锐不计较这些,买卖之余,不分冬夏晴雨,总抱着一些古书阅读,“竟日不休”。但他有时“又好谭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的性格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但是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对于他父亲的“痴”态很以为耻。当他走在街上,就有人指着他叫“痴子的儿子”。这类刺激,促其立志发愤读书,企望通过科举作为进身之阶,以改变受人蔑视、欺辱的状况。

明代的淮安是江北重镇,漕运枢纽,商业发达,亦儒亦商的人家很多。吴承恩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沈坤,亦出身于商人家庭。沈坤父亲沈炜经商赚了钱即购买图书典籍,努力培养儿子读书,争取做官,改变门庭。沈坤果不负其父希望,于嘉靖十年(1531)中了举,又于二十年(1541)中了状元,后来官至国子监祭酒。

吴承恩的家庭状况与沈家差不多,吴锐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读书条件,因此他能够与沈坤一同进县学府学读书。沈坤走通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而吴承恩却“老于场屋”,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但是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金陵四大家”之一宝应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督学使者也认为他“叨一第如拾一芥耳”。吴承恩对时艺不甚有兴趣,但他的古文、诗词曲均很出色,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不落前人窠臼。他十几岁时,刚中了探花的蔡昂在淮安家中大宴宾客‘,吴承恩直登筵席,应对如流,四座皆惊,深受蔡翰林的“雅遇”。因此一时“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属。”表现出非凡的学识与才华。

吴承恩在少年时代还非常喜爱通俗古典文学,特别是神话故事。他曾著短篇小说《禹鼎志》,在自序中写道: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适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他还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爱听奇闻的癖好、广博丰富的见闻、坚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少年时代即产生的愿望,所有这些,也就成为吴承恩在科举上失败,而在神话小说《西游记》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大约在嘉靖五年(1562),吴承恩二十一岁时,与夫人叶氏结了婚。叶氏是淮安的名门望族。叶夫人曾祖辈、祖辈的叶淇、叶贽曾做个尚书、侍郎的大官。吴承恩姐夫沈山,其曾祖沈翼亦任过南京户部尚书。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对吴承恩的读书和社会活动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前人早巳过世,对其“仕途”却没有带来一点好处。

(二)

吴承恩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当然不甘于继承他家的小商业,总是千方百计准备应考,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到嘉靖十一年(1532),他应了几次考,结果场场败北。这年冬天,他父亲病故,他非常怨恨自己“荡游不学问,不自奋庸”,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使父亲当上“封翁”,“奄然没于布衣”。为此他痛心疾首,抢天呼地。从嘉靖十年(1531)开始,与他年龄相仿交游甚密的秀才沈坤、朱日藩、李春芳、牛斗、张侃、倪润等中举、中进士,其中沈坤、李春芳还中了状元,走上仕途,而吴承恩却空怀壮志,寂寞乡里。经过多次碰壁后,逐渐进入壮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终于“挨得”一个岁贡生。

在这段时间内,吴承恩大约做了这样两方面的事:一是进入葛木、王凤灵等办的龙溪书院当高材生,继续发奋攻读,准备F一次、再下一次考试;二是捉刀代笔写一些帮闲应酬文字。嘉靖八年(1529),漕督唐龙祖母八十大寿,唐龙请人画了一幅画寄回家祝寿,吴在画上作了《海鹤蟠桃篇》七言古诗;唐龙以后,周金由漕运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吴作庆贺幛词;张景华得罪了严嵩,丢了官,吴作幛词送其归田。淮安知府葛木、孙继鲁、范槚、邵元哲等和吴承恩都有赠答诗文,与淮安卫千户章汝隆、山阳知县和府县学教官,也不乏这类作品。就连远在南京的魏国公的儿子徐天赐(徐达后裔,徐辉祖的玄孙,承袭封爵),吴承恩也给他作拜寿的幛词;杭州两浙盐运使黄日敬,重刻《金陀粹编》也特地派人到淮安来请吴承恩作序。这些文字属于捉刀代笔,有时甚至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吴承恩亦乐意为之,因为既可以炫耀自己的文才,获得官吏们的青睐,又可以取得一点润笔。

吴承恩的帮闲文字尽管作得好,但对他的前途却起不了多大作用。当时做官靠“八股文”,“八股文”作不好永远不能猎取功名,没有功名就永远无法进入“仕途”。

在这个时期,吴承恩主要住在淮安家中,科举上的失败,心情痛苦,表现出清高孤傲,一度时间,有当隐士、做山人的思想。他的《斋居》诗云: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似陶隐居?松风满虚阁。朝来把锄倦,也赏供清燕。积雨流满畦,疏篁长过院。酴酶春醉屡,蕉叶新题遍。怅望心所期,层城隔芳甸。他想学陶弘景隐居华阳洞,过着“鱼蔬”、“鸡黍”的生活,种种花草,做做诗,喝喝酒,真是清高无比。但他不光如此,还在搞神话小说创作,他《禹鼎志》、历史名著《西游记》也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

(三)

嘉靖二十九年(1550),吴承恩在取得“岁贡生”以后,终因饥寒逼迫于这一年入都谒选,打算求一官半职,实现他多年的愿望。明代发展到嘉靖、隆庆时期,政治已经很腐败,宦官权奸掌权,仕途非常黑暗,进京到吏部谒选的人常常坐困在旅馆里,若不托人情、搞贿赂,想取得一个县里副差杂职,又谈何容易。吴承恩在京都半年,看够了吏部老爷们的颜色,看厌了衙门里狗腿子的威风,“世味由来已备尝”(《庚戌(1550)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便想回家,不再等了。

这次吴承恩到北京没有选到官职,吏部只把他分到南京国子监当太学生。秋后,他匆匆南下,回副家乡,以后便在南京与淮安之间奔波。

当时的南京是一座“风雅”的大都会,贵族徐天赐、文征明儿子文嘉兄弟,何良俊兄弟以及皇甫汸、黄姬水、张风翼等他们都住在南京,有祖上遗留下的田园宅第,有自己做官的俸禄,又能做诗作文,诗酒宴会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吴承恩少年时的朋友沈坤、朱日藩也在南京做官。吴承恩到了南京,立刻加入了这班文士们的游宴活动。他们在一起游玩、喝酒、听音乐、做诗,常常是天天歌,日日酒。吴承恩参与其中,在身份和物质条件方面毕竟悬殊很大,别人是有钱有职有闲,而他则无钱无职有闲,有时处境十分难堪。这段时间吴承恩写下了不少与友人唱和赠答的诗歌:“……由来绝艺合烟霄,何事尘中犹布袍?愿尔逢人权放着,世间万事忌孤高,”(《围棋歌赠鲍景远》)这是他劝慰围棋国手鲍景远的几句诗,实质上是他对自己才高命薄,郁郁不得志的怨恨的心声。

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冲散了这班文人诗酒宴会的气氛,这些人一个个辞职、调任或避倭离开南京。吴承恩也不得不回到淮安。

吴承恩回到淮安以后无事可做,依然过起他那默默无闻隐士般的生活。经过大半生的奔波,经历了多次科场的失败,逐渐心灰意懒。他亲眼看到世态炎凉,政治多故,友人云散,心情自然难以用语言表达。因此,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慰友人》)“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赠沙星士》)“闻古有杜康,偏工扫愁术。问愁何以扫?杯斝能驱除。”(《对酒》)

然而,无尽的忧愁愤懑,这“杜康”岂能“驱除”得了呢。欣喜“良友时过余”,“共展千年书”(同上);此时他只有这一点乐趣了。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或1559),他利用一个暑天,柬汰了《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编了一部词集《花草新编》。他把书稿拿出来与友人陈耀文商榷推敲,陈耀文借鉴他的做法,加以扩充,另编了一部《花草粹编》。陈做官有钱,将他的书刻印行世,而吴承恩《花草新编》却一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现仅存残抄本几卷藏上海图书馆。

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吴承恩在北京做官的老朋友李春芳派人接他的父母去京奉养,官船过淮时,家人顺便拜访了吴。李春芳了解到吴的潦倒境况,深感不安,立刻写了封信给吴承恩,敦促他再次来京谒选。李的来信使吴承恩已“死”的心一下子又活动起来,在其母敦促劝导下于秋后再赴京都。在李春芳的帮助与斡旋下,吴承恩终于第二年冬天,得到了一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小官。

(四)

嘉靖四十五年(1566)春,吴承恩收拾行装赴长兴县上任。在明代,做官都必须进士出身,一般府州县的正职,也非得中了进士以后才能谋得。吴承恩所任的“县丞”名义是八品“副县长”,可知县把持一县的经济、行政大权,县丞只管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是个“副差杂职”。

这时候的吴承恩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从前,他曾以一个名士混迹于达官贵人中间,并无做实际事务的经验。“悠悠负夙心”,做一个小县丞,绝非他所甘心情愿,也不符他的所学。象做文章要文才一样,当官需要经济之才,特别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混迹官场必须人情练达,顺应时世,见风使舵,象吴承恩这样清高、孤傲、正直的文人,当然不能适应。他到任不久,就尝到了宦海的滋味,在《长兴作》中写道:

风尘客里暗青袍,笔砚微闲弄小舠。
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
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自有劳。
会结吾庐沧海上,钓竿轻掣紫金鳌。

这首诗,表达了他在长兴任上的心情。他幼年曾亲见衙门的走狗对父亲的欺诈,对那班敲诈勒索、无事生非的胥吏们早就恨之入骨。他以阳城自比,羡慕原宪的孤贫,做官不过是“只用文章供一笑”而已。他景仰“心为平小民,而力抗夫强家”的好官,要做这样的好官,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要纱帽戴得住,要向上爬,必须“匍匐拜下,仰而陈词”,“曲而跽,俯趋”、“笑语相媚”、“手谈眼语”(《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这对于吴承恩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他看不惯官场恶习,没有官场经验,放不下名士派头,结果自然是到处碰壁。吴承恩在长兴干了一年多时间,与长官合不来,结果被诬下狱。不久案情大白,得以释放,于是,便拂袖而去,甘心情愿象原先一样,到“委巷”中去受穷。

吴承恩辞官不久,被补授为“荆府纪善”。可能他到荆王府去供职了一段时间。荆府就是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荆宪王朱瞻堈,明仁宗庶出的第六个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封,宣德四年(1429),就藩于江西建昌府,正统十年(1445)移封于湖北蕲州。纪善是明代王府中的一个官职,秩正八品,“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凡宗室年十岁以上入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这个差事对于吴承恩来说,比当个催租催粮管杂务的县丞更为合适。吴承恩担任荆府纪善的时候,荆王已传至第七代,府里读书风气盛行,王子们都能礼贤下士,能诗能文。吴承恩与王子们相伴,还常与社会名流来往,有时间和心情写诗作文了。然而,吴承恩这时年纪毕竟老了,只身在外,身体有病,思乡之情是难免的。由于他决定辞官东归,蛰居委巷,整理自己的著作,以度晚年。

大约在隆庆四年(1568),吴承恩回到家乡淮安,以后再没出外奔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彻底摆脱了科举失败的苦恼和仕途宦海的炎凉,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逐渐达到了顶点。他的晚年,先后得到了淮安知府陈文烛、邵元哲很好的照顾。《山阳县志》称,“陈文烛折节交之”,虽然如此,他的日子仍然既贫且孤,他的亲人相继谢世了,非常寂寞,就将姐姐吴承嘉的孙子邱度带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导。邱度没有辜负他舅祖的期望,万历四年(1576)中了举,翌年连捷成进士。这是吴承恩晚年的一件快事。吴承恩默默离开人世后,邱度为其搜集整理遗稿,出资刊刻,陈文烛为之作序,使这位文学巨匠的诗词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五)

吴承恩在文学理论和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与他坎坷曲折的社会经历和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晚年,他认真总结研究和潜心撰述,使他的文学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文学作品必须直抒胸臆,反对剽拟摹仿。当时文坛的风气却不是这样。大批文人诸如所谓“前七子”、“后七子”等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七子”之一徐中行,长兴人。当吴承恩作长兴县丞时,他们就结成好朋友,互相唱和。后来,徐中行将吴推荐给淮安知府陈文烛,盛赞吴的文章和道德。徐升任福建副使,从北京去福建,路过淮安,特地停舟拜老友。陈文烛、徐中行与吴承恩在韩侯祠吃酒,席间,他们评论起当时的文人与文风。吴承恩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

吴承恩认为那时候一般的作家,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生活基础,勉强修琢文词,这样的作品就是写得再多也不足以传世。当时文坛复古主义倾向严重。吴承恩虽是徐中行的好朋友,但一点也没有染上“七子”的坏习气,他的作品能够直抒胸臆,写出了“人情物理”。所以陈文烛和当时其他有见识的文入学者,如李维祯等人,都给了他以很高评价。

李维桢评论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吴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自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入。陈文烛说。淮安古来文学家,在汉代有陆贾、枚乘,三国六朝有陈琳、鲍照,唐代有赵嘏,宋代有张耒,吴承恩的成就正是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他是张耒以后淮安最杰出的文学家。

现在让我们看吴承恩晚年的一阕词:

送我入门来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探取梅花开未开?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能安排!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这首词有哭有笑有骨气。他回首往事,总结一生,不知青丝如何变为白发。尽管饱经了风霜,可他的壮志却未曾磨灭。他希望春天融化了积雪,以梅花自喻,在严寒中傲霜斗雪!“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大丈夫应有大丈夫的气概。杜甫虽然生活贫困,但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廉颇年老被谗,仍然是历史上的名将。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决心要把天赋的文学才华施展出来,这就是吴承恩老年时代的思想状态。他受尽了社会上种种折磨,因而认识了那个社会;看尽了人世间种种不良习俗,但他保持了自己批判的勇气,这是他在文学上获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尽管吴承恩的诗、词、曲、古文被人推崇到很高的高度,我们细读他的诗集《射阳先生存稿》,感到前人的推崇并不过分。然而,吴承恩的最高成就,最大的贡献当然是被称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六)

吴承恩创作神话小说《西游记》,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首先,长篇小说这个文学形式在元明时代已逐渐形成。明代中期,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大量产生了。我国小说中的古典名著多数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其次,神话故事的创作日益繁荣,以玄奘西天取经为题材的故事,日益丰富完整。零碎的评话,片断的戏曲,已不能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这就具备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与必要。五代、宋元以来,人们将唐僧去印度取经的故事编成戏曲、话本,绘成图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多少代人不断加工、补充,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取经队伍中首先增加了一个事实上根本没有的人物猴行者,元代评话《西游记》则加进了一个黑猪精朱八戒。《取经诗话》已被发现,评话本《西游记》中的一节“魏征梦斩泾河龙”,现仍保留在《永乐大典》中。另外,元人吴昌龄创作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言创作的六本二十四折杂剧《西游记》。这些著作在明代都保存完好,随时可以看到艺人们搬演。这是吴承恩取材写作长篇小说的良好条件。

但是这些评话和杂剧,故事内容分散零星、结构简短、文字古拙、缺乏创作技巧。仅仅利用这些材料,要想创作出一个长篇,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从现在百回本《西游记》来看,首先必须将原有故事情节加以改造,使之更易于被人接受,其次必须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唐宋传奇中广采博引,用一枝神奇的笔加以铺张,充实更多神奇的情节,寓以一个统一的深刻的社会涵义,方能成为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巨制。这就必须有大的计划,有一个搜集资料的长期过程。吴承恩从小就在父母的引导下,产生了“好奇闻”的习性。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一条,就能主动搜集材料,积极钻研神话小说的创作技巧,阅读包括唐宋传奇在内的野言稗史。后来,交游的朋友中藏书丰富,又是他的一个优越条件。另外,家乡淮安,有许多与《西游记》有关的神话传说,譬如猴形水神无支祈的故事与古迹,旃檀佛缘故事和龙兴寺的故事等等。这些生动的故事与遗迹,不仅使吴承恩获得故事题材,同时也会使他经常产生创作的冲动。在吴承恩的胸中贮满了这些神奇故事,创作起来自然十分得心应手。

吴承恩中年时候,思想成熟,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看得比较深刻。他想通过神魔故事来揭露社会人情、鞭挞黑暗邪恶势力,因而产生了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和欲望。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写道:

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
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

像这样一类的神怪斗争,是《西游记》中常见的故事。在描写这样故事的时候,作者同时联想到: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衣冠之中”也有一些这样的魔鬼,应该搜一搜,剿一剿。但是统治阶级不但不使用“搜山”的手段,把他们一网打尽,反倒利用他们为百姓制造灾害。吴承恩感到忿忿不平,他在这首歌中还说: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写《西游记》。在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世道再有不满,他也没有地方去议论,去发泄,于是借助神魔来表现“人间变异”,寓以鉴戒。在这当中,美猴玉孙悟空等神话人物,是他理想的化身。他在《西游记》中描绘了一个个天上、地府、人间、龙宫、洞府、魔窟等美妙绚丽的神话境界,通过神妖的言语行动,再现了人间的美好与丑恶,揭露了人间的不合理现象。他让孙悟空打遍了天宫、地府,令人感到十分痛快,然后又让他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大小群魔,备尝了人间“世味”,终于达到“极乐世界”,获得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形象,世世代代给人以美好的感受。

《西游记》开篇第一回,写美猴王孙悟空渡海到南赡部洲,剥了打鱼人的衣裳,“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廛中,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这里的“世人”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市侩。那些市侩们的行为,由美猴王用白话说出来,要比用文言正面叙述,显得更加生动感人,更加活泼有生气。这就是《西游记》的伟大之处,也是我国通俗古典文学的成功之处。吴承恩在这一点上尤为擅长,他的成就,将我国神话小说的创作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西游记》在我国长篇神话小说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顶点,后来的《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等小说,都未能赶上或超过它,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块文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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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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