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报人、社会活动家高天 / 仲勉

199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高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随讣告还登载了高天同志的照片。噩耗传来,社会各界人士、家乡人民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之中。

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

高天是一位诗人。原名高紫瑜,江苏淮安市人。世居城内西长街的高氏,原本是名门望族,后家道中落,其父辈离淮去河南谋生。高天1917年8月生于洛阳,少年时只身去郑州求学,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窘,17岁辍学步人社会,进入《郑州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他青年时酷爱文学,尤其钟情新诗。时日本侵略者步步扩大对华蚕食,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任凭国土沦丧,全国人民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作为热血青年自然置身其中,1936年2月7日高天在郑州《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4期上发表了诗作《南天诗》,以出众的才华在中原文坛上崭露头角,该诗的开头这样写道:“谁叫你到这世界上来?落地便是一声痛哭……已得了厄运的征兆么?伴着最初一滴泪以俱来的是永生的悲剧。”

在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的情势下,青年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呐喊。

然而高天观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在诗的结尾这样唱道:

“肩负的重任纵使你再挪不开脚步,生之路上还有走不完的前途,
一翻身便是脱卸的日子,
为了这,还该缫完最末一根残丝。”

青年高天深感“肩负的重任”,为了赶走侵略者,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必须“缫完最末一根残丝”。这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的诗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给读者以极大的鼓舞。

不久,他转入《大华晨报》任编辑,后又主编该报的两个文艺周刊:《跋涉》和《沙漠诗风》。高天青年时代不但具有过人的文学天赋,还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他与青年文学工作者程率真等组织了《劲风》文艺社,以文艺宣传抗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魏巍就是文艺社的成员之一。高天在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诗歌,抗战爆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事业,解放后社会活动繁忙,只不断地写一些旧体诗,如《悼彭大将军》、《怀念范长江同志》、《费老庚午春偕高天同志游金山寺合唱录以志念》等。

《三十年代中原诗抄》主编周启祥这样介绍高天:“高天诗风坚实,又俊逸丰瞻,激情满怀,目击国势衰微,而不禁为郁愤深沉的长歌,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魏巍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高天不仅以他的诗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组织者……在三十年代中原诗歌运动中,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高天生前对自己的诗作从不重视,不愿结集出版,大量的诗歌散见全国报刊,高天逝世后,夫人宋黎野决心将其大量通讯、诗作、文稿收集整理,我们期待高天的文集早日问世。

辛勤耕耘的记者编辑

高天是一位报人。他的大半生都在办报,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迹,浸渗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高天来到武汉,任战时《扫荡报》、《时事新报》记者,为了及时真实报道抗日前线的情况,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深人到前沿阵地,访问参战的官兵,抢拍历史的镜头。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中。他亲临前线,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战地通讯。1938年5月徐州会战突围时,13军封锁了陇海路,一些记者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被堵在黄河故道,日军派出四架飞机低空扫射,前进的道路被阻,大家连续奔波,疲惫不堪,饥渴难耐,不少同志十分懊丧;高天同志临危不惧,带领大家高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鼓励大家战胜疲劳,克服困难,继续前进。通过四天的昼伏夜行,这些记者和服务团的同志有惊无险地冲过了封锁线,到达豫东平原安全地带。

1938年秋,“保卫大武汉”战斗又打响了,当时的武汉成为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不能满足外国记者的需要。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筹划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革命宣传机关——国际新闻社。胡愈之、范长江、高天、徐迈进、黄药眠、孟秋江等一大批著名报人、记者成为国新社的创始人。9月的一天,大家集会于汉口胡愈之住的一家旅馆,决定办一个新型的进步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通讯社,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为方针,起草了章程,制定了计划。会后,高天以国新社特派员的名义前往湘鄂赣边幕阜山区采访。这是武汉外围战场的重要一面,高天在湘鄂间辗转采访时,武汉陷落了。国新社迁至长沙,长沙大火后,根据周恩来的统一部署,国新社在桂林“定居”。桂林成为了国新社的大本营。战时生活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刚到桂林时,国新社租用了一家小旅馆的两间房,一间夜晚打地铺睡觉,一间白天工作和接待文化界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同甘共苦,为抗战苦而无怨。范长江同志幽默地说:“一间如沙丁鱼一样的睡觉,一间如罗汉殿一样的办公。”这期间,高天同志曾先后从桂林出发到西江、粤南前线采访,一篇篇生动的战地通讯出于他的笔端,发往国内外。

1940年春高天来到重庆,负责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的工作,按照党的安排,同时担任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华商报》驻重庆记者。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新桂林总社在反动派的百般摧残下,被迫关闭,重庆办事处也随之结束了工作。不久,高天经陈家康的联系,以“国新社”和《南洋商报》记者身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谈话时,周恩来肯定了国新社的成绩,鼓励进步的青年新闻记者坚持在敌后工作。这次谈话,使高天获得了在国统区坚持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

1941年高天经邓颖超大姐介绍,与宋黎野女士在重庆结婚。婚礼由新闻、出版界元老孙伏园主持,当时重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其中有《新华日报》和中共办事处的领导,也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沈钧儒还在“嘉礼嘉宾”簿上题了诗。新房安排在嘉陵江畔孙老主办的中外出版社的吊脚楼里,老舍先生诙谐调侃赋诗,称其“天高洞房矮”。

1944年秋,高天任《新蜀报》代总编辑。《新蜀报》报社人员混杂,各种政治态度的人均有,潜伏在报社的特务利用版面制造事端,高天同志坚持团结进步,予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决定逮捕高天。好友徐迈进得知消息通知他赶快出走,高天家也未回,未来得及看一眼在医院生产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就奔赴昆明。在昆明,高天任《扫荡报》总编辑。他约请一批进步朋友收录外电,以独家新闻报道延安解放区的消息,并发表一些进步文章,社长李诚毅立场反动,把高天视为眼中钉,带武装特务威胁高天改变立场,否则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高天当即辞职,但李诚毅仍不罢休,决定进行逮捕。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派人到昆明营救,高天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进入越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于抗战期间高天从事进步的新闻工作,这时又不断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经河内、海防辗转到达香港。这时国新社在香港恢复了工作,他先后担任了香港《华商报》编辑部主任、社务委员会委员、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救国会港九分会秘书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务主任、香港达德学院政治系教授等职。

1946年1月,高天在香港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民盟南方总支部决定,由冯裕芳、高天、曾伟等人筹建民盟港九支部,高天任支部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解放战争期间,高天利用民盟港九支部的合法条件,积极开展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声援支持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并协助一部分民盟盟员和青年学生赴广东参加游击队。

19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是“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各地民盟组织转入地下。1949年初,高天同志由中共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金仲华、潘汉年介绍,回内地到达中原解放区,在参加中原大学研究班学习后,被分配到河南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应胡愈之邀请到北平参加民盟总部机关报《光明日报》组建工作,成为该报第一位编辑室主任。

建国以后,高天一直在《光明日报》工作,先后担任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明日报》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读者群的综合性大报,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光明日报》开辟了《政治理论》、《史学》、《经济学》、《考古》等专栏,发表了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章,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现在老一代知识分子提起“文革”前的《光明日报》无不津津乐道。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倾注了高天同志的心血。

十年动乱开始,“四人帮”及其在《光明日报》的代理人对高天残酷迫害百般摧残,把高天打成“报社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党分子”、“特务”……,轮番批斗,还株连全家。批斗时,把妻子和儿子也揪到报社站在高凳上“陪斗”。后来,高天被送到河北固安劳改,因过去长期超负荷工作,使身体患多种疾病,他一直用病弱的身体参加重体力劳动,直到1972年被解放,才返京恢复工作。高天在《光明日报》创建、发展中,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家

高天是一位社会活动家。1978年,高天到民盟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被迫停止活动达十年之久的民盟工作急待恢复。他到任后,面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重新恢复民盟各地组织活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民盟也不例外。高天作为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积极协助史良、胡愈之工作,不遗余力地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不顾疲劳走访许多老盟员家庭,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打消他们疑虑,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他们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从新闻战线转向做统战工作,很快适应了这一工作的转变。高天用他辛勤的工作和诚恳待人的作风,赢得了全盟上下~致的尊敬和爱戴,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长期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与高天合作共事多年。高天逝世后,费老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高天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民盟的自身特点,进行思考和研究,及时地提出民盟的工作方针。”“高天同志在工作中的另一个特点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确确实实是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公而忘私。”他多次陪费老到全国各地视察、调研。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十条建议》、《关于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查报告和建议,无不包含高天同志的辛勤劳动。默契的工作关系,使高天与费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费老在书赠高天的条幅中写道:

“玉带卸却身方轻,闲话东坡感知音。
江水几分今又合,劫火难烧楞伽经。”

高天在和诗中吟道:

“歌台吟罢此身轻,千载婵娟别样情,
人间滋味甘中苦,几番风雨共此心。”

“几番风雨共此心”,他们诗中抒发的感情,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动的写照。

高天同志一生操劳,积劳成疾,1992年冬他到新疆去视察,回京后高烧不退,住院治疗,医院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白血病前期”,虽经多方抢救、治疗,终于1994年6月19日溘然去世。高天同志住院期间,费孝通、孙起孟、王兆国、钱伟长、万国权、刘延东等领导同志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他逝世后,李瑞环办公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人大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光明日报》社、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及全国各省民盟组织发了唁电、唁函,送了花圈。

“歌台吟罢此身轻,千载婵娟别样情。”高天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辛劳的一生。他该轻松一下了,该痛痛快快地休息了!高天同志在新闻战线和统战工作中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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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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