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 罗福颐

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 罗福颐

近来有人问我说:“你父亲(罗振玉)平生著作是不少的。然总其平生著作中,能总结出对社会科学和语言学上重要的贡献,有几条呢?我们现在只谈学术,需要深入认识专家们为学的途经、著作的内容思想、影响于学术界的大小,要实事求是的,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

我不学无术,未能继承先人学术上的万一,是惭愧无地的。回忆先人的一生,自命在文字方面得天独厚,现在总结平生自著和校刊的书,有近三百种。在社会科学语言学上的贡献,举其大要,有这么五条:

一、甲骨的研究和影印流传。
二、《三代吉金文存》的印行与研究方法。
三、流沙坠简、汉晋木简之研究与印行。
四、敦煌石室秘籍之印行与研究。
五、清大库明清史料之抢救和资料的公布。

我认为,单这五条可以说是有功于社会科学及语言学,并影响于后世学者是不小的。现在就我所知把以上几条前后事实略述于下:

一、甲骨的研究和影印流传

河南安阳之出龟甲兽骨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传说当地人初发现时呼之为龙骨,售与药材商以入药。后来有入发现甲骨上有文字,于是龙骨一变为骨董商人之贩卖品。第一位藏甲骨的,是天壤阁王氏(懿荣),继之是丹徒刘铁云(鹗)氏。甲骨文是清末历史界学术界的伟大发现,不只于汉唐学者所未知见,即清初学者,也梦想不到的。至于它出土年代,与《铁云藏龟》之印行,见《殷虚书契前编》序开首一段说:

光绪廿有五年,岁在己亥(1899),实为洹阳出龟之年,越岁辛丑(1901),始于丹徒刘君处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扬(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也。由上可知,先人之初见甲骨时在辛丑(1901),越三年癸卯(1903),《铁云藏龟》始印行。至宣统二年(1910)夏《殷商贞卜文字考》出,序中即肯定说:

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太卜之所掌,可证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

至次年(1911)正月编《国学丛刊》,即据自藏甲骨,编印《殷虚书契前编》,方成三卷。辛亥(1911)冬即寓居日本。壬子(1912)岁乃尽弃前稿,重编《殷虚书契前编》八卷,用珂罗版精印。再三年,编《殷虚书契精华》一卷。至丙寅(1918)成《殷虚书契后编》二卷。又越十五年癸酉(1933)居旅顺时,成《殷虚书契续编》六卷,邮寄日本精印。甲寅(1914)冬,著《殷虚书契考释)》,越年成《殷虚书契待问编》。

以上六种书,为先人毕生精萃之作,贡献于史学与古文字学影响极大。使后进得见到精印甲骨拓本者,犹其余事耳。在先虽有《铁云藏龟》及孙氏(诒让)《契文举例》之作,只是研究的开端,是不应埋没者。自《殷虚书契考释》出,于是甲骨文字之研究,乃奠定基础。加以近数十年来学者研讨,莫不承认般虚甲骨文字,是为祖国殷代史之科学见证,一洗过去以为中国古史,始于周代之说。今得甲骨文字,能进一步充实祖国史实,其贡献之伟大,或非当日所能逆料者,是固有近世群贤之力,而创始之功,必有公论也。

至于近世飞语,有《殷虚书契考释》,乃出于王观堂(国维)之手笔。这类市虎之谈,原不足辩。然今日无言,或将以为子孙默认。今度其原因,厥有二端:(一)因《考释》出于王氏所校写,而有此疑。今查原书,王之后序中,有一段说:“昔顾先生音学五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阅此段可知如书出王氏手,观堂焉能作此语乎?(二)有人谓《殷虚书契考释》王氏序跋,均不见于《观堂集林》中。按《集林》观堂生前手订本为廿四卷。至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则删去末二卷《缀林》一、二,今查《殷虚书契考释序跋》,正在廿三卷之中。殆近人只见书肆节本,未睹原书故耶!是正类(于)甲骨文及毛公鼎初出土时,有人诬其出于伪造。是不过惑人于一时,固不足辩也。

二、《三代吉金文存》的印行与研究方法

自宋代人起,即研究铜器铭文。直至清末著录铜器铭文的大小有廿余家。先都是影摹文字,后来有了石印,于是少数有影印拓本者。自《三代吉金文存》出,于是集一时之大成。《商周彝器通考》上说:“此书搜罗之富,鉴别之严,印刷之佳,洵集金文之大成。”可见此书为学者之所重视矣。先是当乙亥(1935)岁,时家寓旅顺,日本商人来东北影照《清实录》之便,先人约其至旅顺,属照家藏金文拓本,令颐选所藏墨本中,无论前人已著录与未著录者,督工拍照。编《三代吉金文存》,实颐任其役。将家藏拓本凡数百册,为先人五十年来所收集,其中重出者固不少,以颐曾从事金文著录表之作,于是以数月之力,交照完成。日本商人归国后数月,又寄照片来,颐又贴册,分门别类,订为二十卷。工作弥年方竣事。事后统计所照,由彝器至兵戈杂器凡得四千八百多种,1937年书在日本印成。

既,先人又为之序,略谓:前人之考古彝器文字者,成就一器为之考释,无会合传世古器文字,分类考释之者,今宜为《古金文通释》,更略举其凡可见足文字之繁变云。按此书内容宗旨、编辑意义,由此序可知,希望后学由此书得睹传世金文之全面,其对于考古文字,研究古史,厥功匪浅。所以此书出版后,四十年来,香港、台湾、日本均有翻印本,大小有十数种之多,于此可见,此书影响之巨。回看此书成后不三年,先人弃世;越四年,家书库罹灾,所有金石拓本散失殆尽。若当年不急于影印行世,奚止一生集聚瞬付云烟,使后进研究者,更有莫大之损失矣。

三、流沙坠简、汉晋木简之研究与印行

清光绪卅四年(1908),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甘肃发掘,得到些汉晋人手书木简,后来由法国人沙畹寄与先人影本。这是中国人初次见到汉晋人的手迹。因遗简的出土地是新疆境内白龙堆沙漠一带,此地古名叫做“流沙”,其木简都是汉晋时期屯戍军队烽燧之余,所以书名为《流沙坠简》。当1914年编印《流沙坠简》是与王观堂合著的。王观堂考屯戍丛残及简牍遗文,先人考小学术数方技书并考释,凡成七卷,精印以饷后学。当时曾在自序中说道:

在光绪戊申(1908),闻英人斯坦因博士在我国新疆、甘肃一带发掘,得获汉晋人手书木简,载归彼都,神物去国,为之怅望。既又闻考订之事,正由法儒沙畹为之。因函沙氏乞为写影。既得复书云,将付影印。越五年始得邮寄手稿本,读之再周,窃叹为千年神物,出世之后,即近澌灭,裁籍所记,可为殷鉴。沙氏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为恨!因与王静安(国维)征君,分端考订,别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尽。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都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搂兰,地有东西之异,可补记载之失,订史氏之遗。由此可见,先人著此书之意义,就是要公布遗文,不止是使后学得见到汉晋人的手迹,更要知考证之结果,能补史籍之缺失。且此类古物,出土后即近澌灭之期,不能不借楮墨以延其寿。先人这种贡献于史学和文艺界之苦心,都表露在自序的字里行间,是不言而喻的。

四、敦煌秘籍的研究与印行

甘肃敦煌县之东南三十里,有鸣沙山。山下有三座庙宇,俗名上寺、中寺、下寺。上、中寺是道观,下寺是僧刹。寺之附近多佛像洞窟,俗名千佛洞,古代称为莫高窟。传说在光绪廿六年(1900)以扫除碛沙,发现石洞中有一复璧,更深入有一后室,其中堆满了古写本,有道经,有佛经、卷轴,以至佛画、幡盖、刺绣等件。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法国人伯希和过此,曾从主持王道士手购去古写本及卷轴若干,几居全部三之一,均寄回法国巴黎图书馆。

当敦煌宝藏之初发现,曾经国外人之取求,以至英、法、德、日莫不参与,我国人士初且不知。在宣统元年(1909),法国伯希和博士由敦煌返国过北京,伯希和始告先人。并示所记草目,兼示其行箧所带遗物,先人视为奇宝,亟求写影本,得他的允许。久之,伯氏次第邮致。至壬子(1912)冬,实先人居日本之次年,乃据影本,先取佚书十八种,编为《鸣沙石室佚书》四册。于丁己(1916)三月,成《佚书续编》一册,又荟萃群经丛残与群书丛残三十种,为《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凡六册。又活字本印《敦煌零拾》一册(内七种)。又编《敦煌石室碎金》一册(内容有十六种)。有以上各书之公布,国人始知敦煌石室卷轴之重要。当伯希和过北京时并告先人:敦煌石室中,还余写本约八千卷,曷不言之当道,令人运取来京?先人乃火急报告学部,而官府濡滞,至民国初,方令人运京,闻转运时,一路散佚不少。迨抵京又为人所窃取菁华,不足数者,则以长卷断为三四次足之。剩余所得佛经居多,现北京图书馆藏书是也。先人所印行秘籍内容多是关于四部,对学术上之重要,固不待言。其主要意义,自是流传古籍,冀后得此,能继续深入研究,其贡献于社会科学之功绩,自匪浅鲜。迨民国中世,政府虽特派人员,分头至英法拍照古卷轴,闻照得不少。然经年以来,亦无人主持影印刊行事,积年既久,只禁闭于图书馆善本书室,得窥见者希,于此益知昔日先人之公布者,为可贵矣。

五、清大库明清史料之抢救和整理

清内阁大库,是明清收藏书籍档案之库房。清末有人建议焚毁,当时先人在学部见到即力请保留,因移置国子监。到民国初年,又几经转移,卒由历史博物馆将史料售与同懋增纸坊。于是先人又作第二次的抢救,后来卒归中央研究院。其本末略述如下:

当清末宣统嗣位,内阁要在大库中觅摄政的典礼,叫人到内阁大库中查旧宗卷,阁臣以库中汗牛充栋,无从查起。于是复命说没有。且建议旧卷宗太多无用,应予焚毁。时先人以学部属官入库,见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者,抽审宗卷,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日月,具有次第,认为均是史料,何以云无用!亟请于张之洞,力乞保留。乃几经曲折,用米袋八千盛史料运存学部。后来又移国子监敬一亭。清社既屋,民国初,国子监拟改图书馆,又将史料移至午门与端门之门洞中。民国二年(1913)午门城楼为历史博物馆。至民国十年(1921)冬,以馆中经费不足,得教育部许可,乃将门洞所存史料当废纸出售于同懋增纸庄,凡七千麻袋计十五万斤,得价四千元。次年,先人至北京,于琉璃厂见到洪承畴揭帖等,认为大库物,追问来源,方知多数在同懋增纸庄。先人乃急与友人金梁、宝熙同至纸庄探问。据说纸庄买得后,将分运定兴与唐山两处造“还魂纸”,同时也零星售出一些。现该店尚存数麻袋,先人立许五百元购其残存者,并嘱追回运出部分。当三倍其值以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陆续运回,堆置彰仪门货栈三十余屋,连前后五院,高与檐齐,即付价万二千金,移存商品陈列所大楼。招集十余人检视,即发现些重要资料,于是知者络绎请观,甚至国外人具重金求让,清史馆亦商请收购,先人均婉谢之。这时商品大楼忽称要用,勒令迁出,乃更觅善果寺余屋连夜迁入。更取少部分运津整理,多数仍存善果寺中。运津部分,整理月余,所得以题本为多,乃择其关于明清史尤重要者,编为《史料丛刊初编》,此不过千万分之一,开始介绍于学界而已。思筹金筑屋,而个人财力有限,加以睹时事之动荡,更知保存整理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任。适江西李氏(盛铎)愿出筹划,任整理之劳,先人乃据所有全让诸李氏,以不得转售与国外人为约,时在甲子为民国之十三年(1924)也。至以后的归宿,详见于徐仲舒教授著《内阁档案之由来及整理》,节录一段于下:

罗氏两次保护内阁档案的伟绩,已足纪念他了。不过巨量档案之整理传布,终非私人力之所能任。罗氏以检视所得编印为《史料丛刊初编》。他在这书序里,对于自己这样整理办法,也很失望,时同寓天津之李盛铎氏,闻知此事,急求让于罗氏。李氏为国内有名的收藏家,不过档案在李氏处,也因觅屋堆存已很困难,又几经迁移,只见档案充盈,绝无片地可供整理之用。因此他除开一两袋外,也就没有翻动了。后来李氏在民国十七年(1928)又将全部档案,让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完所。李氏中间保存档案的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1933年,先人在旅顺又将家残存的明清档,借屋开办“库籍整理处”,招集数十人整理出明史料五百多件,清史料诏谕试卷等七百七十多件。先人又作《顺康两朝会试制度考》,得证《清文献通考》之误失。二年间,乃印成《史料汇目》六卷。外《史料汇目续编》编成三十七卷,未及印行,原物皆一一编号,盛纸袋内,原存沈阳图书馆,今闻均归明清档案馆了,此一小部分整理比较完善,有号码、有目录。

以上就是清大库史料,由清末到民国,从大库出来后,旅行了十几年终于公物公有。

据说在数次抢救中,消耗了约二万多斤。从以上的五条,以我的一知半解,认为这些是先人贡献于学术界、贡献于社会科学的成绩。其他著作,关于影响社会的自还不少。我现在也不必赘述。有这五条已充分地认识先人对将来学界的希冀,同一生著作的中心思想,全是热心于嘉惠士林,传古之功自难磨灭。这些,正不必由后人的渲染,好学之士自有公论的。

一九八一年新正记于北京寓居

编者附注:本文曾载《中国语文研究》第五期。作者罗福颐系罗振玉第五子。由作者之女罗琨同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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