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际坰的传奇人生 / 马犇

报坛老酒 情醉八方

——淮安籍名编辑、作家潘际坰的传奇人生

潘际坰手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潘际坰一家于沪

周作人致潘际坰信札

他是首位为末代皇帝立传的新闻记者
他经年累月苦心经营《大公报》副刊
他与冯亦代等八人汇编合集《八方集》
他全力协助巴金并促成《随想录》问世

“际坰作为编者，在那些随时袭来的干扰中坚持顶住，终于保护了作品完整面世，为中国文坛留下划时代的巨制，是功不可没的。”黄裳的评价相当中肯。

“香港酒多酒友少，对饮幸有潘际坰”，杨宪益先生的诗句直抒胸臆，自然地道出潘际坰于其心中的地位。能让译坛大家生发此等感慨，潘先生的魅力与神秘实在引人遐想。近日读巴金书简，“巧遇”潘先生，其传奇一生恰似美酒，耐人寻味。

潘际坰，笔名唐琼，1919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是清代著名学者潘德舆（潘四农）的裔孙（据著名散文家黄裳先生回忆，潘在上海时曾为其展示过家藏的潘四农墨迹）。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历任《大公报》翻译、编辑，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评论员，商务印书馆编辑、世界史组组长，香港《大公报》编辑部副主任。著有纪实文学《朝鲜战地散记》、《末代皇帝传奇》、《牛顿》、《慕尼黑阴谋》，散文随笔集《八方集》(合作)、《京华小记》、《娱情集》、《快意集》、《唐琼随笔》，译著《美国内幕》(合作)等。

潘际坰与故乡

“童年何时开始饮酒的呢？答不出。只记得第一次喝白酒（也许是洋河大曲）。不许用酒杯，只可以用筷子伸进大人的小酒杯，用筷头蘸那么一蘸，而且要浅要轻要快……”从潘先生《谈酒》一文的片段即可感受到他对童年、家乡的那份缠绵的回忆与情思。他嗜好不多，烟、酒与桥牌“三分天下”，自其戒烟后，酒却一直与之相伴。他自谓“酒量不大但酒兴甚高”，似可从中窥见淮安的酒文化早已深烙在这个游子的身上。

潘氏为人低调，其青少年时期的资料十分有限。曾于旧书网意外地看到漫画家陈惠龄致袁鹰的信札，且陈信主要回忆了潘先生的轶事。潘先生1932年考进淮阴师范初中班，坐在陈的后面，因成绩优异，1934年即以同等学历被省立淮安中学录为高一学生（跳了一级）。1935年，淮阴师范的语文教师、烈士顾民元把学生的语文作业选印成册（《春草》），收有潘先生初中时从英文教材中选译的作品《丑小鸭》，其天资与勤奋不言而喻。

1951年春，潘先生曾以记者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三个月，随后黄裳即告知巴金想请他俩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潘黄立即开展工作，合编了《新时代文丛》，丛书分为几辑，每辑数本，内容丰富，包括文学作品、美术作品和学术著作，兼及译作。

“编得很乱，无系统，办了两三年，未见成效……”潘先生非常谦逊，对自己的要求也极苛刻，所以他对这套丛书曾有上述评价。细览这套丛书散佚的篇目，我倒感受到他于学识渊博、认真严谨之外的那份寄于书本的浓烈乡愁。

比如其中魏泯的《老戏剧家王瑶卿及其他》一书，开篇即详细介绍了原籍淮安的王瑶卿。书中附录还收有淮安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我所知道的刘喜奎》一文。不难想象潘先生在编校此书时的喜悦与享受。

还有如白得易的《苏北民谣》一书，收集整理了苏北地区的民谣（包括口号、顺口溜、墙头诗等），其中亦有较多淮安地区的民谣。该书序言详实，还列举了淮安县石塘区的两则民谣，生动形象，极富时代气息，顺摘如下——“土改前，在石塘区有个姓林的地主，自己夸口说：穷了我林百万，海枯石头烂。驴驮钥匙马驮锁，哪能穷到我？土改时，农民说：天动地摇打个滚，如今佃户做主人，看你百万不百万，海枯石头烂不烂？”在民谣尤其是苏北地区的民谣搜集整理工作还较滞后的年代，若无潘先生个人的故乡情结，《苏北民谣》怕是不可能作为学术著作被收入丛书。

黄裳在《悼际坰》一文中提及他曾与际坰、辛迪、袁鹰（后三人均为淮安人）同游淮安，此旅令其难忘。当地资料亦有记载，1982年10月4日，淮安县政府召开会议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并于10月6日起，与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述四人同为应邀与会的学者，黄裳所回忆的正是此次活动。

为溥仪撰写传记

1950年，溥仪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皇帝变囚徒的消息引发了百姓们的好奇与关注，但几乎无人萌发走近、了解他的想法，然而就在1956年，潘先生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他以记者的身份专程从北京赴抚顺采访溥仪。为提高效率，他在监狱呆了十天，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很快便写成《末代皇帝秘闻》（香港文宗出版社版）一书。

随后，京版的《末代皇帝传奇》（通俗文艺出版社版）成功问世，该书分为“宫廷轶事”、“寓公生涯”、“傀儡滋味”、“囚居境遇”、“狱中见闻”等五个章节，并配有数张溥仪及其牢狱生活环境的照片，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其设计绘制了封面及章节题图，使得京版同港版一样热销。

在那个特殊年代，竟对曾经的封建帝王进行详细地挖掘、报道甚至“立传”，我们不难想见潘先生的遭际。很快，山河和端木蕻良就大肆批判潘书。潘先生落入窘境，被逼无奈，于1958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检讨文章《批评使我清醒过来》。我们不妨以另一种视角重读此文，“在书中的不少地方流露出对战犯溥仪的同情”、“卖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所惯用的‘技巧’，夸耀‘独得之秘’”、“这本书的初稿在报纸上发表期间，就被赶印成书，在当地抢先销售……更出于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追求，我又毫不犹豫地答应将它交给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单列三句便可看出，第一潘先生撕掉标签，将溥仪作为一个人来看待，尊重受访对象；第二至少他的采访是认真而有计划的；第三该书吸引读者，轰动一时，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其实正缘于潘先生的采访与书写过于写实、客观，“资产阶级新闻观”、“替汉奸涂脂抹粉”等罪状的降临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该书为日后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提供了借鉴，更为后世关于溥仪及那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随想录》的助产士

潘际坰先生与巴金先生初见于1946年，头几年的约稿较零散。“文革”后，沉默多年的巴老重获创作自由，他及时自揭伤疤，开始反思与忏悔。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在大陆上映，一时间众说纷纭，更有甚者为其贴上“黄色电影”的标签。巴老为此写了《谈〈望乡〉》寄给潘先生，潘先生立即刊发此文，并继续向巴老约稿（在《大公报·大公园》上开辟了专栏“随想录”），同时让就近的黄裳代其约稿、组稿。

巴老写《随想录》用时八年，其间充满艰辛坎坷，风言风语、言语禁忌、病痛缠身等等，皆可从他致潘先生的信中看出八九分。

“《随想录》我还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就寄给你们……”1978年12月18日的信表明了愿意继续合作。

“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对您我无意见，但对随意删改我的文章的贵同事我很反感……”“删改事责任不在您……《随想录》我还要续写，为了实践出满五册的诺言……”1981年底至1982年初的这三封信皆表露出巴老对删稿一事的不满，即巴老的《怀念鲁迅先生》中很多“敏感词”被“大公园”编辑删除，当时潘先生在京度假，了解情况后，他多次向巴老致歉、解释，并请黄裳从中斡旋。功夫不负有心人，巴老宽容大量，《随想录》得以继续连载。

“在港半个多月，多次见面，却没有机会畅谈，回想起来，颇感遗憾。我至今还记得机场告别的时候，你们伉俪的泪光和颤动的声音，谢谢你们的友情……”

1984年11月14日的信是巴老从港返沪后写的，其时巴老赴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还与作家座谈、与读者交流，访问期间潘先生多次陪同。潘氏夫妇与巴老的深厚友谊跃然信上。

“际坰作为编者，在那些随时袭来的干扰中坚持顶住，终于保护了作品完整面世，为中国文坛留下划时代的巨制，是功不可没的。”黄裳的评价相当中肯。“巴金《随想录》的诞生，除了与巴金的反思密切相连之外，与香港《大公报》编辑潘际坰所提供的平台有直接关系……潘际坰先生对巴金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认识，多少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体悟有关。无疑，《随想录》的完成，也包含着潘际坰的汗水。”张弘的评述一语中的。潘先生自然不会忘记当年的“被迫检讨”和诸多扭曲往事，其实他一直在默默反思，只是把反思寄托在编好巴老的《随想录》上，并将之与大众分享。

潘先生对此论述不多，也从不标榜，相反，他只会如此谦逊——“作为一名编辑，我有时既感心酸，又有一种莫名的愤懑。但回顾与他几十年的交往我也为能够得到巴老的关心而感到温暖和荣幸。”

2000年7月6日，潘先生在京仙逝。“林外谓之坰”，低调的潘先生人如其名，一生常居“郊野与幕后”，自甘为人做嫁衣，然“郊野”不正高远开阔且别有一番风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