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在日寇入侵前，商业繁荣，当时有绸布商店三十余家，分布在城内与河下。其中，有独资，有合股；有大店，有小店。按当时的货币——银元计算，库存资本最少的有二、三千元，中等的有数万元，大的有十几万元。一般地说，流动资本多于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包括：①股东在布店的存款；②钱庄贷款；③向南方大批发商赊销。现将笔者见闻所及的三大布店情况记述如下：
一、最大的三家布店
“华康”、“鼎成恒”、“郑叔记”是淮安沦陷前最大的三家布店，常年存货有十万元左右（均按银币计算），全年营业额二十几万元。
“华康”的前身是“洪慎”，开设在响铺街（捕衙巷头），由于地点适中，牌子老，因而生意兴隆，年年盈余。股东有杨仪伯、李振华、杨锡康等人。
“鼎成恒”原先开设在河下，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迁到城内上坂街营业。股东有樊醉樵、程干臣、余恕斋、聂采三、钱义秋、杨润生等七人。
“郑叔记”老板郑叔车，原是个制做帽子的手工业者，每年都亲自去南京采购制帽用的绸缎原料，后来积攒了一些钱，每次外出就多购进一些绸布，多余部分转售给同行业者，从中牟利，如此愈做愈大。由于那时人造丝织品刚问世，他购回来当真丝出售，获利很大。至民国十四、五年间，就发展成为“郑叔记”绸缎庄了，同时亦经营棉布。这样，就与“华康”、“鼎成恒”鼎足而三。
二、相互竞争激烈
在三十几家布店之间，互相倾轧，互相竞争，尔虞我诈，是当时的自然现象。老板们见面时如兄若弟，可是只谈风月，不谈生意，在生意经上各自保密。他们倾轧、竞争的主要方法是互拼实力，最后导致大鱼吃小鱼。如，同样的花色品种，资本雄厚的则低价蚀本出售；品种不同，我有你无的，则按原价或高价出售。这样，资本不多、实力不强的中、小店，只得倒闭了事，而实力雄厚、资本相当的大店，虽然也受损失，但仍可继续维持营业，甚至倒闭后还可东山再起。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市场经济紊乱，物价膨胀。面对这一状况，“华康”、“鼎成恒”两家怕担风险，守株待兔，而“郑叔记”则乘机千方百计地垄断淮安布业，以致在淮安沦陷前夕，整个棉布市场，已由“郑叔记”独家左右。淮安沦陷后，该店迁往杨州营业，改店号为“景卤，仍极一时之盛。
“鼎成恒”初开设时，是个中下等布店，资本仅有七千元。因为七个股东中，樊、程、刘三人属店内股东，余等四人系门外股东，每人投资均为一千元。四个门外股东，虽然都是富翁（如余恕斋、聂采三，各人都拥有三十万元的财产），出资一千元，如拔一根毫毛，但是三个店内股东却不愿他们多入股，因为按股分红时，对自己不合算，所以宁愿多吸收他们的存款，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他们的财名，以取得多方面的信任，有利于扩大业务，扩大布店的声势名望。正因为该店后台硬，资力雄厚，所以在竞争中，虽然本身也亏蚀万元，但仍然一举击垮了老牌大店“洪慎”，第二年，不仅捞回了损失，还有所盈余。
“洪慎”在竞争中一度倒闭，老板杨仪伯还有余勇，不甘罢休，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拉拢杨锡康、李振华二人，每人出资二千元，合计六千元股本，并取杨、李二人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改号“华康”。杨锡康，号步行，原是“润源”布店的三老板。“润源”是当时淮安最殷实的独资店，资金有好几万元，家中田地房产俱全。李振华号君实，地方劣绅，又挂律师牌子，勾结官吏，出入衙门，包揽词讼，后来又担任淮安商会常委、县款产处（相当现在的财政局）主任，在绅商两界都很有“声望”。李将所有县地方款项，都以低息存入“华康”，供其周转。所以，杨仪伯自拉拢了这两个人后，便财大气粗，与“鼎成恒”形成了财势均等的局面。
三、店员生活无保障
绸布买卖，手续繁琐，几十家布店就有店员三百余人，其中独资小店只有二、三、四、五人不等，大店多至二、三十人。这些店员，从进货、量布、剪布到算帐、收钱、包叠……样样过手，一年又一年地辛勤劳动，而所得的工资报酬，却养不活父母妻儿，自己病残年老，更是凄惨。
初学徒时，老板只供给饭食钱，三年满师后免去饭食钱，改付工资。开始，月薪伍角（折银元半块），以后每一年增月薪伍角，干了十多年的店员，月薪不过五、六元。少数几个会做生意、肯卖力气、埋头苦干二十多年的老店员，月薪才有十几元。店员常年食住店内，一日三餐清菜淡饭，他们从清晨到夜晚，整整十几个小时均为老板所占有。至于福利，根本没有，只是到了年终，染坊送来一笔染布回扣，大店每人可分三、四十元，小店则较少，这是店员一年中最大的一笔收入。再有，那就是遇到旺季生意特别好，赚钱特别多，老板高兴时，拿出一点钱分给大家，几元、十几元、二十几元不等；个别特别卖力的，有时老板也会背地里多给一些钱，目的在于笼络，以便促使下一年更加卖力，老板可以从他身上刮到更多的血汗。
店员年老了，不管当牛当马干了多少年，只要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老板就一脚将他踢开。平时有了病，不仅自己花医药费，如果治疗、休息时间稍长些，年底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老板还要求店员，顾客上门，必须笑脸相迎、生意成交，如跟顾客争吵或连续几笔生意未做成，老板当时就要责问，到了年终也有丢掉饭碗的可能（有些生意，老板是不要求做成的，那就是老板的穷亲友和一些旧社会里不三不四的人，因为这些人不是赊欠就是少付钱）。因此，到了旧历年（即春节），店员个个提心吊胆，唯恐被辞退，直至过了正月初五，才能放下心来。被辞退时，老板照例找来原介绍人（进店做工，均需介绍人），要么说得好听：“请你高就”，要么就说出你的“错误”和“缺点”，如果你能受屈求全．请介绍人说情，而老板认为你还有可取之处，也可能继续留用；如果老板坚决不要你了，那只好卷起铺盖回家。若有久欠不还的借款，连铺盖也得留下作抵押，等还清欠款后才能拿回。
日寇入侵淮安后，老板有钱怕事，布店全部关门。于是，这许多店员全都失业，为了解决一家生活问题，就三个一搭，五个一组，你三十元他二十元地拼凑起一点有限的本钱，继续做点棉布生意。当然，他们不可能象老板那样开设大小布店，只能是在集镇摆摊，或挑着货郎担到农村跑庄串户，也有的跑跑单帮（即从甲地到乙地进行少量的贩买贩卖）。所以，直至一九四九年淮安第二次解放，仍然没有一家象样的布店。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时，淮安整个绸布行业的资金总额，还报不上过去的一家中等布店。
四、老板装满了腰包
店员的血汗养肥了老板，老板的财富愈来愈多。他们装满了腰包后，有的买田置地，有的到上海等地买洋房作寓公，玩弄女人，抽鸦片吸毒品，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如，“鼎成恒”老板聂采三的儿子聂景常，平时悭吝非常，购买了几千亩田地，对农民进行大量收租剥削；余树斋的儿子余子侯，除在淮安购买一部分田地，进行收租剥削外，另将大部分钱财转移上海，购买了一幢花园洋房，淮安沦陷后，他在上海一面做寓公，一面继续做买进卖出生意，发国难财。“郑叔记”老板郑叔车的二儿子郑慕桥，一直住在上海成为“郑叔记”驻沪代理人。这位小开更是挥金如土，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最后倾家荡产。解放后沦为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盛极一时的“郑叔记”也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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